规范与民主——我国司法解释滥觞期价值抉择

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初期,司法解释在司法建设工作中功用价值越来越重要,制度建设、体制重构,是实现司法工作走向规范化和民主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司法解释工作把握当代法治规范与民主的价值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折中的民主——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思想

20世纪最重要的民主思想家之一麦克弗森总结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三种民主模式即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均衡民主之后,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继而,麦克弗森倡导一种参与式的民主模式,主张将代议制民主、竞争性政党制度与民众的直接参与结合起来,将直接民主广泛运用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最大价值。但是,麦克弗森没有提出一种政治改革的实践主张,因而其理论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段建立-破坏-重建并飞速发展的曲折历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同时，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具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为重视民主，强调民主建政；重视权力，强调以权利约束权力；重视法制，强调民主法制建设；重视程序，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重视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等多个方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基本经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经验。它们是: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科学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思路,必须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要求,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理念,必须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规定。     

村级民主政治转型:从汲取型民主到分配型民主——村治精英类型更替的视角

村治精英类型更替是理解农业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变迁和村级民主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汲取型民主限制了有抱负的保守型农民精英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在世纪之交乡村治理性危机不断彰显的时代背景下,致使其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分配型民主则为以变革型力量形式存在的中青年农民精英走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从汲取型民主向分配型民主转变的实质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开始逐渐从"选主体制"向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体制转变,具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实践探索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对“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的超越——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思想探究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他通过对“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两种民主理论范式的批评建构了自己的多元民主理论。对其多元民主理论的思考不仅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其民主理论的内容，同时也使我们对民主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村级基层民主实施经验浅析——以温州鹿城区为例

温州实现村民自治是一个特例,它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民主自治有着同样的目的和不一样的途径方式。鹿城区的村民自治有良好的开端,在其进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根据中央党的领导,温州行政领导班子结合温州地区的特殊情况,考察各地的天时地利,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与村民密切联系,经过长期的努力打造了全新的农村。     

新时期团内民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中国共青团，在团内民主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着重团的集体领导，反对和避免个人崇拜；着力于力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化，避免随意性、盲目性；着眼于团员主体地位和权利的保障，注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立足于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务实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系统地总结和研究这些特点和经验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因素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例

作为同政治、民主有着天然联系的新闻媒介,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中是不应缺位的。尽管面临着诸多的障碍,但我国的新闻媒体还是可以在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精英更替与党内民主建设——一种解释党内民主的中层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考虑列宁主义政党特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党内民主的改革需要在政治稳定和政治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的反思,推动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这表现在四个方面：党的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主席制向总书记制的转化;党中央高层制度的调整和制度化;中央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和差额选举的推行;重大事务决策的渐进民主化和透明化。党内民主的发展来源于领导人的推动和领导人更替的政治动力。精英更替推动了领导人权威基础的转换、政治推出机制的形成和制度化以及政治规则的转变。这些变化将为党内民主近而是国家民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经济民主与基于自由的创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在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背后,中国进步的深层理念源于邓小平同志经济民主的思想。经济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对经济权力或权利的重新配置。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重要内容。经济民主对基于自由的创造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基于自由的创造提供了经济自由的空间。为了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基于自由的创造,我们必须大力发扬经济民主:一是加强思想建设,尊重人民群众追求财富和幸福的自由;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为发扬经济民主构建平台;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保障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在领导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行为主体必须依靠广大农民 ;应当不断认识规律 ,遵循同步律、渐进律、实践第一的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理论思考 ,善于总结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 ,使之成为实事求是的基本环节和操作性的基本方法。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协商民主研究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对价值目标的追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推进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国家治理视域下,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健全立法、完善机制、提高协商参与者的能力和创新协商方式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党内民主决策视野下的党内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旧体制的转换、社会的转型、人际关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等因素的客观存在,特别是近年来党内腐败现象的蔓延,使机关党内监督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机关党内监督体系,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总结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回顾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发展党内民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好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切实保障党员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监督机制。     

民主的尴尬：从选举团制度看美国选举政治

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选举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其独特产物的选举团制度(electoralcollege) ,深深影响着 2 0 0多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保障了美国政府政权的平稳交接 ,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缺陷主要表现为可能出现所谓的“少数票”总统 ,与民主化的要求相背离。这主要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在结构与规则方面的毛病 ,导致选举人票数不能正确反映实际的选民票数。在信息时代的今天 ,选举团制度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改革的压力 ,但由于历史与理念方面的原因 ,想彻底改变也非常不易。     

略论党建视角下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内民主建设对于党的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是增强党的活力的必然要求;是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要手段;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创新的基层经验与启发思考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不仅建立了相应的程序和意见反馈制度,还建立了日常协商的渠道和加强政协委员管理的一些规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建设还存在着制度规定比较原则、职能边界模糊不清、协商成果转化不太理想、结构运行衔接不够等问题。借鉴已有的基层实践经验,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创新、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和发展,应着力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政协的重要渠道作用、委员的履职主体作用和群众的探索创造作用。     

协商民主视野下我国和谐族际关系的构建

如何实现族际和谐是当今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和谐的族际关系。但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一些影响族际和谐的因素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构建和谐的族际关系,是当今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晚近西方兴起的以解决多元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协商民主理论为我国构建和谐族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平等协商、沟通交流、互助合作等原则对于我国构建和谐族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