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窗口 为人民服务

人民性是人民法院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是对“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平台，按照“符合国情、群众欢迎、简便易行、公正高效”的要求，努力使司法为民举措更加完善，纠纷解决手段更加多样，为民服务方式更加便捷，人民群众普遍受益，在法院窗口彰显了人民司法的人民性。     

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繁荣

编者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历史的经验表明：“双百”方针得到贯彻，则文艺繁荣，理论发展；反之．文坛“百花凋零，”理论徘徊不前。吉林省法学会主办，东北法学教学研究会协办的《当代法学》，1996年将一如既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遵循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办好本刊。《哲学研究》纪念创刊40周年发表的这篇编辑部文章《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繁荣》，说出…     

为什么人民给予的权利不能为人民服务

“权”不与“利”纠结，官员不可能腐败，黑铁矿不与局长、检查长纠结，“价值”不可能最大化。     

关于人民法官为人民的一些思考

“人民法官为人民”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在“明”字上下功夫。“真知非，则无不能去；真知过，则无不能改。”真明白，就是要深刻认识我国司法的人民性，时刻把老百姓装在心里，时刻为老百姓着想，用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方法开展司法活动。     

人民如何司法：人民司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民司法”最大的政治难题在于如何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司法”。按照“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理论命题，“人民如何司法”的问题可以被转换为“如何建构理性司法公共参与机制”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力参与者，为了避免在历时性的重复博弈中遭受不可预期的不利，最好的“自利”行为恰恰是在自己有权参与的一次性博弈中做出“利他”行为，即“维护正义”。如果“正义”亦恰恰是人民所期许之司法，那么，一个能够解开“谁来监督监督者”之权力死结的政治负责制也就呼之欲出了。     

牢记“人民标准”

最近,笔者和全国各地的广大干群一样,都在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贯穿在三卷各个篇章中的一个感人至深的思想,即小平同志坚持不渝的“人民标准”。 所谓“人民标准”,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时刻,干每一件事情都要密切关注着“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看问题,办事情还是考虑到:“人民标准”的,然而,毋庸讳言,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一心只考虑自己的“政绩”、“功德”,忘记了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结合中国的现实实践 ,提出了关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邓小平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以相信、依靠、服务人民为基础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利益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更加现实具体地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他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1 .解放思想 ,发挥人民主体的能动性…     

没有“希望”

著名作家张扬因事来到南方某省。在省城某医院,作家遇到了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可就是这件“小事”,却令作家辗转难眠,愤愤不已……这究竟是一桩什么样的“事”呢?     

假如没有死刑

继(湖北省京山县)余祥林案的被害人张在玉“死而复生”,近日又有(湖南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滕兴善案的被害人、18年前已被“杀人碎尸”的石小荣又离奇现身的消息,戏剧性的情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余祥林避免了杀头之罪,而滕兴善被执行了枪决生命已无可挽回。令人尴尬的还有,余祥林提出数百万元的赔偿诉求,石小荣也要求当地法院撤销当年关于她与滕兴善“有暧昧关系”且已被“杀害”的错误判决,并提出给予名誉损害的赔偿。幸运的千篇一律,不幸的各有不同。河北聂树斌10年前因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10年后另一罪犯交代聂树斌案的被害人之死是该犯自己所为并得以证实。这让我们面临同样的尴尬。     

人民司法的守卫者

2012年8月,河津市人民法院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授予“全省优秀法院”荣誉称号并记集体二等功。近三年来,河津市人民法院在黄勇院长以“抓学习提素质,抓班子带队伍,抓改革促审判,抓作风正院风,抓制度明责任,抓管理重成效,抓廉政树形象,抓审判上水平”的工作思路引领下,院党组一班人聚心凝力,紧密依靠市委、人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始终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尽心竭力,充分发挥审判和执行职能,在打破困扰法院工作的难点上求突破,在推动法院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机制上谋发展,坚持推行完善阳光审判机制,加强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努力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推动了法院工作连年迈上新台阶,为河津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法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     

法治和人治没有绝对界限

“人治”和“法治”的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历史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作为学术派别，历史上确有侧重于“人治”或“法治”的两种主张。     

“人民法官为人民”的不懈追求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启动之年、开局之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部署要求，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抓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突出实践特色，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到便民、利民、爱民、护民，最大限度地彰显司法的人民性，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誉。     

用人民的情怀做人民的法官

9月10日，在第一期全国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宫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轮训班上，全国模范法官宋鱼水动情的演讲，让学员们深受感动。本刊特作摘录，以飨读者。     

论人民陪审制的价值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创制于1932年中华苏维埃时期,其源于前苏联。以其为蓝本,建国后“五四”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其在我国法律中予以确认。“文革”以后,我国的司法制度受到冲击,陪审制度名存实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制度得以恢复,相继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人民检察”概念的内涵演变

“人民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范畴内的重要概念,蕴含着人民性、中国特色和自主发展的内容。“人民检察”概念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生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下的检察立法,形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移植于苏联检察、改革开放后检察机关重建的法治实践,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概念。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概念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四大检察”新格局,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基础上呈现出其时代新内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继续发展。     

让人民评判

公仆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和效率怎样，应该说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为群众服务的，群众与我们打交道最多，感受最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走了样，“群众标准”被丢在一边，“领导标准”占了上风。一些人不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为取向，而是以领导的喜恶为取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领导而轻群众”的局面呢？主要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怪，测评只是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并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维护大众利益。从深层看，权力运行机制还没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般群众还难以有效地行使自己的“主人”权利…     

倾听人民的呼声

三月，春意盎然，披绿的北京再次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畅所欲言，共商国是。人们关注每年一度的“两会”，因为会议的内容、会议的成果与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后的工作应如何开展，“两会”将为我们提供答案。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则还意味着接受检验———人大代表将通过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为检察机关“打分”。这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参与国家决策的…     

“人民法官为人民”是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

王胜俊院长把司法权的属性概括为：“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受人民监督。”这种属性决定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只能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条基本规律不会变，“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工作主题不会变。     

没有面包,就没有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贫困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一直提倡我个人保持适度的贫困,这里的“适度”有我自己的含义,即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没有尊严的贫困是应当抛弃的。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歌德对于贫困也有自己的见解：我不讨厌贫困,但我讨厌阻止我成长的贫困。     

人民在哪里?

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个别”的重要,社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也往往以“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认识。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十指连心”,哪怕只有一个指头烂了,心痛也是百分之百;更何况,对于这一个指头来说,烂掉的就是百分之百而不是十分之一。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亦如此。我们一贯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