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伦理化的保留与倡导

“法官后语”是附加于裁判文书规范化格式后的一段针对当事人的偏重道德感化、伦理教育或者个案启示的简短文字，它代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道德评判或者法律方面的意见，是对裁判理由和结果的补充说明，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后语”带有极强的道德教化和伦理色彩，实为对传统裁判文书规范形式的一种伦理化突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官后语”自1996年首次在司法裁判中使用后一直争议不断。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判后语之体裁分析

判后语已然成为裁判文书改革中有争议的话题，文章通过体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判后语的特点，并指出判后语作为裁判文书附属性的可选语步的性质，从而确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任何一种文体都须加以规范，这就有赖于有关部门文书制作相应规范的出台。     

“法官后语”论——兼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商榷

“法官后语”是近年来人民法院为了配合裁判文书改革而进行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在具体的应用和操作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少敏感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阐明和解决,本文所做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     

我国民商事裁判文书中的证据分析

民商事裁判文书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重要载体。加强说理,以理服人是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灵魂所在。在当前格式化的文书框架下,如何以证据为核心,追寻民商事纠纷的客观事实,并结合相应法律规定做出令当事人心悦诚服的判决结果,是民商事裁判文书追求的目标,法官只有制作出高质量的裁判文书,才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商事活动和谐运行。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然思考与路径选择

刑事裁判文书质量是体现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标杆.当下,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缺失严重影响着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严重地制约法院审判功能的发挥.努力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社会认同度与公信力,也将对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构大有裨益.为了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应进行裁判文书工作规范化建设.     

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常见问题及破解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着手于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标志着裁判文书公开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裁判文书公开,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裁判文书的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受众越来越广,法官不能仅仅将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展示,也需要将整个审理过程及结果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的改革和提升迫在眉睫.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裁判文书公开与审判权威维系的多维解读

裁判文书作为阐释法律精神、宣示裁判结果和彰显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是法官履行审判职权和司法程序运作的最终结果.随着法治国家的日渐深入,裁判文书已不仅仅被视为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宣布裁判结论的书面文件,其还被视为诉讼民主、程序正当、司法公正的一面“镜子”.当前,公开裁判文书的要求正逐步落实,一些“带病出门”的裁判文书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其公信力面临新的挑战.裁判文书公信力的高低,是考量审判权威的重要价值尺度.因而,提高裁判文书公信力,让裁判文书公开成为审判权威的助推因素和维系力量成为当前审判领域的新课题.     

试论民事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法院裁判文书的生命,一个没有公信力的裁判文书,它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应从增强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公开法官做出判决结果的心证过程;正确引用法律、法规,充分体现裁判文书的权威性等三方面提高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解读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所新增加的犯罪。根据立法规定和罪名确定的基本原则,其宜称为“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实践中,应当厘清它与违反治安处罚法的一般违法乞讨行为、拐骗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的界限。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上）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逻辑

“新闻为谁服务，由谁来办”是世界新闻传播史上的永恒实践命题。从新闻价值归宿层面上讲，回应此命题的路径无外乎：“新闻由精英来办，为精英服务”，即所谓“精英办报”，或“新闻由群众来办，为群众服务”，即所谓“群众办报”。从逻辑缘起看，“群众办报”是对“精英办报”无法满足时代需求的一种新闻代偿，放在社会历史进步视景中看，它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中的新闻必然表征。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下）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     

近期刑法热点问题的思考

“银广夏做假事件”、“裁判黑哨事件”以及“硫酸伤熊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也是我国目前法制建设极为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法理分析,指出“银广夏做假事件”的实质在于有法不依,以至使证券市场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害;而“裁判黑哨事件”的关键在于我国法律尚有不完善之处;而“硫酸伤熊事件”就其行为性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但能够唤起的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远远超出了对个案的如何处理。     

《闲情偶寄》乌江南文化的审美情调

南北文化之差异主要表现在审美主义和实用主义生活方式的对立上。具体说来 ,北方文化的最高理念是“先质而后文”。尽管它对物质基础的强调是正确的 ,但另一方面却剥夺了生命在艰难时世中升华生活和艺术化人生的可能。与北方文化相比 ,江南文化的要义在于一种有精神品位的日常生活方式。南方人的生活理念类似于功利主义伦理学 ,充满了一种在既有条件下追求“更大的善”的精明意识。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的当代 ,以李渔为最高代表的南方生活理念 ,应该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古典人文精神资源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