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型政府和公共产品提供

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向社会和公众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公共产品为宗旨,其特点是面向公众,为民造福,没有一己私利,向人民负责。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提供的且在消费上不具竞争性、使用上不具排他性的物品和服务。公共产品按其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分为环境类、服务类、物品类等。纯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原则是:渐增而不逆减,“双优”而不收费,普惠而不歧视,使用而不减损。婚前医学检查是政府提供的纯公共产品,一要坚持,二要自愿,三要优质。     

论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

非营利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和政府、市场、志愿部门相互依赖理论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府与社会都应为它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非营利组织也应拓展自身的发展,以利于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救助”是社会福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

社会救助是居民生存权的基本保障由政府和社会对其提供物质保障的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国家职责。我省将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部署制定了一系列惠     

试论我国现阶段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公共产品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福利。一般认为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比较合理,但种种趋势表明政府和市场(私人)联合提供公共产品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效率、更经济实际的做法。本文通过对公共产品性质及供给主体的解析,结合对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前提下综合社会各家观点提出几点对策,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些思路。     

社会救助机制中政府责任的完善

社会救助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在这些主体中,政府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置疑。本文指出要使我国的社会救助机制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完善社会救助机制中的政府责任,使政府能为社会救助机制的建立、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公益诉讼视角上的公共产品责任救济

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公共性产品或服务。当公共产品出现偏离其价值目标的情况时,如何使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救济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审视公共产品的责任救济机制,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论居民身份证收费的存与废——兼评我国行政收费制度

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并且在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唯有其提供准公共产品时才允许向消费该类公共产品的居民适当收取费用。而身份证属于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行政管理需要而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首次发放和更换身份证应该实行免费制度。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类似的证件收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行政收费也应该得到清理和废止，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收费领域法治化目标。     

从山西疫苗事件看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公信力危机

政府公信力是一个政府赢得民众支持并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通过履行各种职责和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中体现出来。目前在公共事件中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维护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成为当务之急。     

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析

从传统理论上讲,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社会产品,它是具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特征的混合产品。因此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就与一般商品有所差别,它是由企业与政府共同提供的。     

试述社会救助的概念和定位

社会救助是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社会团结和公平正义的重要切入点。为此，必须准确理解社会救助的概念，并给予合理的法律定位。     

交通运输系统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实质即是建立和健全动员社会力量协作参与,征调一切可用的人、财、物,以有效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法律框架体系。从交通运输系统现有法律框架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着实体上权、责、利划分的不平衡,程序上过度任意性的问题,其后果是在非常态社会秩序下,政府权力的超常行使必然对应公民、企业等社会个体权利的过分压抑。未来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应该从权力的分配、权力行使的程序规范与及权力运行的监督等方面入手,构建权力控制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明确的法律框架。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针,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快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论断指明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责任和职能定位,以提高全民福祉为最终目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构建多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打造吉林省服务型政府的民生之维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伴随百姓生活和社会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政府,是一个能够使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改善的政府.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只有始终把政府建设本身与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解决民生问题的长效机制,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才能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试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中“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

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主体较为单一的集中供给方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分散供给方式即多主体参与的供给方式成为应然选择。新时代,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到位”、强化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引入并稳定外资力量,是促进公共服务“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性别排挤与平等追求的博奕——以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与男性家庭责任意识为视角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均存在着性别排挤与平等追求的博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之后,这种博奕集中表现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和男性家庭责任承担的博奕。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在公共领域直接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私人领域则直接表现为男性家庭责任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于女性劳动权益的救济——强化男女平等精神,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劳动保障意识、强化社会监管体系。男性家庭责任的承担在于女性家庭权益的救济——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强化性别平等观念、强化发展资源共享。当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与男性家庭责任承担紧密共融、相互促进之时,就是男女两性的实质平等和男女两性的充分解放之时。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保证。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实际困难。国家立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是各国通例,由全国人大以及地方各级人大依法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借鉴国外中央集中立法、行政程序法典和地方先行立法等立法,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及现行立法体制,地方先行立法模式是相对适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可行选择。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问责风暴”开始向“制度问责”迈进,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本文从分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从构建新的官场文化、理清党政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强化异体问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