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正当行为中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初探

医疗行为作为一种正当业务行为,其合法化根据应立足于被允许的危险之法理加以解释;对被允许的危险的判断,应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并考虑行为无价值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医疗行为中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适用主要体现在医疗主体、社会必要性、患者的承诺、法益衡量几个方面。     

医疗纠纷的法医学鉴定：关于医疗行为的承诺与说明

在医疗事故或纠纷的鉴定中,如何看待承诺与说明,如术前谈话和术前签字书等,医学界和法律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和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对此也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承诺与说明的法律意义,其在医疗过失责任认定及法医学鉴定中的重要作用。 一、关于医疗行为的承诺与说明 医疗行为中的说明,是指医师要告知病人疾病的真实情况,并向病人解释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和措施,以及这些方法和措施的目的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等。医疗行为中的承诺,是指医师在向病人说明之后,取得病人对医师即将采取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和措施的首肯,包括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不良后果。前者多以术前谈话的形式完成,而后者多以术前或特殊检查前签字书（或同意书）的形式完成。当病人的病情经过良好时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一旦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损害,或未得到满意的医疗结果时,则往往发生医疗纠纷,甚至形成诉讼。     

医疗纠纷的法医学鉴定:关于医疗行为的承诺与说明

在医疗事故或纠纷的鉴定中 ,如何看待承诺与说明 ,如术前谈话和术前签字书等 ,医学界和法律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和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对此也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承诺与说明的法律意义 ,其在医疗过失责任认定及法医学鉴定中的重要作用。一、关于医疗行为的承诺与说明医疗行为中的说明 ,是指医师要告知病人疾病的真实情况 ,并向病人解释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和措施 ,以及这些方法和措施的目的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等。医疗行为中的承诺 ,是指医师在向病人说明之…     

关于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的审视与定位——对“李丽云案”和“广州强行剖宫案”的思考

本文拟探讨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之间的关系,检视和定位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拥有强制医疗权。首先从2007年1月发生的北京“李丽云家属拒绝手术死亡案”和2010年12月初的“广州医生强制剖宫产事件”入手,分析当前患者对自身身体健康的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可能直接不经患者同意而采取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继而厘清强制医疗的概念、特征以及当前我国存在的强制医疗的类型。最后寻找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权利的平衡,得出以尊重患者意愿为主,以医疗机构具有有限度的强制医疗权为例外的结论。     

刍议对未危害社会安全之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程序限制

对于未危害他人或社会安全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其临床症状严重,可能会严重危及其自身健康或生命的,应当采取强制医疗（住院）措施,但对这种强制医疗措施应设置进行特殊的程序限制,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人权及合法权益。     

财产法: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审视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路径

审视美国财产法理念的变迁路径,可发现其演变规律是,从建立在近代科学革命对古代和中世纪有机论的批判中产生的机械—原子论主导思想模式基础上,向现代新的整体论思想模式发展。即在18、19世纪,美国财产法理念强调个人财产的绝对权利;进入20世纪后,则强调个人财产权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在财产法理念的发展史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共存的,虽然对个人或社会利益的强调在每个时期各有所重,但其基本趋势是走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而最终目的是追求每个人的幸福。     

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中日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

日本的安乐死研究重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有轻视“经济负担”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的倾向。而我国恰恰与此相反，过于关注“社会医药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缺乏对患者“自我决定权”这一内在因素的深入研究。其实，“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分别是允许积极安乐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用二选一的方法，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原理来建构安乐死合法论是行不通的。只有将“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相结合，才能从刑法理论上顺利解决安乐死问题。只有当两者都符合时，积极安乐死才是合法的。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单元和骨架,个人与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应科学认识个人与社会范畴,从而在实践中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公共政策、医疗行为与责任配置——关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绩效的观察和评论

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对侵权责任的制度绩效进行观察和验证,是后侵权责任立法时期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本文以医疗损害责任为分析对象,竭力展示公共政策与责任配置之间的微妙关系。研究表明,现阶段公共卫生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加强管制约束来提高医疗服务的质与量。在此背景下,医疗损害责任的功能定位只能是激励而非补偿;且由于医疗服务自身的特性,相关责任配置的隐性激励作用更加突出。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形态和损失分摊方面分别存在激励不足、不当管制和风险无关的缺陷,极有可能导致制度失灵、立法目的落空,亟需加以改进。     

公共政策、医疗行为与责任配置——关于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绩效的观察和评论

从法政策学的角度对侵权责任的制度绩效进行观察和验证,是后侵权责任立法时期中国民法学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一套以实现公共卫生政策为价值取向,并且能够提供有效激励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需要满足五个条件:(1)激励适当。     

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少年的消极行为及思想政治教育之对策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青少年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本文首先概述了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少年的消极行为表现和网络虚拟社会给青少年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从网络的特点、青少年自身原因、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角度分析了造成这些消极行为和影响的原因。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深入了解网络,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大力加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及其平衡——以大病患者的隐私权保护为中心

公开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群体及大病患者的相关信息是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透明运行以实现惠民目的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强调患者信息公开的同时应妥善处理体现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与彰显个体私权的患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立足建立长效机制的前提下,既要强调公开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群体尤其是大病患者的相关信息来引导并强化公众监督、消除参与者疑虑以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有必要基于个体隐私权的保护而对大病患者的相关信息进行技术处理后再行公开,以在强化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损害患者的个体私权,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

在危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有时伴生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见死不救”的现象。“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构成到底如何?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发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解读,从而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     

法律与社会的博弈——以法律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规制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11月29日，深圳市福田警方召开两场卖淫嫖娼公开处理大会。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更招来了万人评议.^[1]这次事件又一次使人们陷入对卖淫嫖娼进行惩罚的思考之中。     

浅议社会捐赠——抗震救灾中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捐赠行为的比较

本文由5.12四川大地震中,中外企业不同的社会捐赠行为入手,对社会捐赠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及区分,并进一步对社会捐赠进行经济学的分析,最后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外企业捐赠行为不同的原因,以及形成这种不同的内在驱动。     

张永富、张文文、张宇、张广镇、张广元诉枣庄市山亭区中心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医疗侵权纠纷中被告的责任范围

近年来，医疗纠纷增多且广受各界关注。本文通过发生于枣庄市的一个具体案例，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并就医疗纠纷中被告的责任范围提出分析和确定意见。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

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应界定为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说是沟通公法强制与私法自治的“管道”,在性质上为授权法官进行价值补充的概括条款。法院应遵从均衡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将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作“一元化”的把握,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的效力。     

诠释全球化下法律伦理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之维——张晓都《专利实质条件》之评析

知识产权制度自肇始之 日起就发挥着一个平 衡器的功能,尤其是其中的专利审查制度,向来以在社会公共利益与扶持私人创造力这两大社会价值之间取得平衡作为第一宏旨,并成为其朝前变革发展的张力所在。张晓都博士的这本《专利实质条件》,通过对知识经济时代美日欧专利制度扫描,提示了经济全球化下专利     

人性观与刑法的介入范围——基于中西方人性观之比较研究

犯罪系人实施,刑罚亦科于人,刑法因人的行为而介入,也因对犯罪人刑罚的实施而结束,人是刑法的中心与落脚点。而人性是人天生具有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因而人性成为刑法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人性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人性观的不同使得刑法调整生活的范围差异明显。本文试从古代中西方人性观的差异来看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的差异,并反思我国现行刑法的介入范围之现状与缺陷,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