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损害赔偿额的酌定——基于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的考察

酌定侵权赔偿额的核心是法官如何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权衡相关酌定因素以确定赔偿额。酌定因素既是对法官酌定裁量权的限制也是指引，法官有义务在判决书中表明所考虑的酌定因素及其意义。不正当竞争侵权案例的考察反映了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将其具体化的实际情况。不同酌定因素的意义有别，需作不同考量。直接与损害结果相关且能够量化的因素最为重要，法官根据这些因素估定赔偿基数，然后结合与侵权行为有关的酌定因素对该基数作适当增减。法定限额赔偿作为酌定赔偿，其适用基准和例外规则需经修法过程加以明确。     

论获利返还请求权中的法官酌定——以《侵权责任法》第20条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第20条所规定的获利返还请求权实施以来,法官酌定在获利返还请求权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由此也产生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影响侵权法损害预防功能实现等弊端.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官酌定的作用,应当明确获利返还的适用条件、明确法官酌定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同时,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明确的、具有可操作的损害计算标准,如在一定情形下可以考虑使用拟制许可使用费标准等,以有效规范法官酌定权的行使.     

人格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运用与完善——以“周星驰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为例

在涉外人格权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援引相同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可以认定已经就该民事关系的准据法做出了选择。人格权兼具精神利益和财产属性,当姓名权和肖像权具有商业化使用权能时,当事人仅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进行主张,该人格权的精神利益和财产价值可一并予以保护。在酌定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应结合权利类型、侵权方式、被侵权人和侵权人的侵权程度、身份地位、经济情况、获利情况、过错类型等予以综合考量。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5条以一般规则的形式宣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抓紧落实惩罚性赔偿是知识产权司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其中的主要问题。基数难以确定,倍数的确定缺乏统一标准,法定赔偿滥用,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酌定赔偿适用混乱,地方性裁判指南规定的数额标准不一致导致"类案不同判"等,都是当前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中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准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侵权获利或者许可使用费倍数作为对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推定;明确实际损失的构成,在损失计算方法上适当借鉴域外经验;统一侵权获利的确定标准,同时考虑技术分摊问题;明确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明确许可使用费确定时的考量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应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的法定赔偿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综合考虑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地方法院裁判惩罚性赔偿案件数额标准不一致的情形。     

侵权法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的重构

依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生存几率低于50%的患者因既有疾病的存在而难以达到证明标准,患者遭受医疗过失却无法获得赔偿的结果显失公平。比较法上的传统因果关系说和宽松因果关系说并未解决生存机会丧失的论证难题,但理论和裁判的积累为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的创设提供了条件。生存机会丧失理论采取损害论的规制进路,将生存机会丧失本身作为损害客体予以规制,最终依比例式的计算方法确定损害赔偿范围。在生存机会丧失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中,应识别真正的生存机会,明确该理论的适用前提和适用范围。在规范依据上,将《民法典》一般人格权保护规范作为实证法基础,通过比例赔偿和动态考量相结合的计算方式界定损害范围。     

论损害额酌定制度

我国《侵权责任法》目前尚未规定酌定损害额的一般条款.损害额酌定制度有助于侵权责任法补偿功能的发挥.根据损害与损害额的区分,在性质上应将损害额酌定制度定为裁量性评价.在构成要件上损害额酌定制度包含“损害已发生”与“损害额难以证明”两个要件.酌定损害额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考量相关酌定因素并由裁判者根据公平正义的观念而得出结论.由于损害额的酌定存在恣意裁判的可能,因而有必要引入法律论证理论以限制酌定的恣意性,保证损害额酌定制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损害的赔偿额计算

个人信息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计算问题于技术应用和规范适用层面困扰着司法实践。《民法典》第1183条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5条是计算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基本依据,但其所采的概算法易滋生司法恣意,无法解释裁判的合理性。通过合理区分赔偿额层次,增加类型化的情节酌定因素,建构发展的限额对照表法能够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提供明确、科学的标准,于法律技术层面保障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最大化。精神损害赔偿是个人信息侵权损害赔偿的主要内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的三种赔偿额计算方式却仅适用于计算财产损失。于法定的概算法下发展限额对照表法,可有效解决个人信息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计算难题。     

建立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最大程度确定”规则（待续）

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赔偿标准难以把握，计算方式不够科学，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的问题，笔者结合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具体特点，依据法律确定的基本赔偿原则，设计了厘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最大程度确定”规则，以使侵权赔偿数额的产生更科学、更合理、更确定、更透明。这种“最大程度确定”规则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因素拆分；（2）量化原则。（3）计算方法；（4）结果复核。其核心在于：通过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涉及的所有因素的拆分，由法官引导当事人量化具体因素，或法官依职权主动查明相关因素，应用一定的计算、推导、演绎方法，并通过相对确定的科学的计算公式，“最大程度确定”地计算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民法典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

离婚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属离异损害赔偿,与夫妻间侵权责任彼此独立但存在一定的交叉。《民法典》第1091条新增"其他重大过错"的范围应以是否严重违反家庭义务或家庭伦理,以至于威胁到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判断标准。重大过错行为与离婚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应采推定原则。离婚赔偿范围仅指因离婚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包括财产损害;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应将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特殊因素纳入考量范畴。为避免双重赔偿与过度惩罚,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财产分割之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以及夫妻间侵权责任制度的协调适用。     

存疑信用权——《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分析

主张信用权为特别人格权者将《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为比较法之重要参照。而从《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的形成历史、在德国侵权法体系中的体系地位及其之规范功能分析来看，其所保护的实乃“一般财产利益”，而非人格权。对此，我国信用权立法尤须注意。     

公平责任、损失分担与民法典的科学性——《民法典》第1186条之“来龙”与“去脉”

《民法典》第1186条对原《侵权责任法》第24条作出重大修正,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为"依照法律的规定",从而完全改变了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机理。立法者作出此项修正之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范围,统一裁判尺度,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尺度过宽等弊端。为此,在司法适用中有必要对"法律的规定"之文义予以目的性限缩,即其仅指《民法典》或其他法律中有关公平分担损失的具体规定或特别规定,而不包括其中的原则性规定,尤其是不应包括内容抽象、空洞的"公平原则"。侵权法有其自身的原理和逻辑,其并非解决受害人救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妥善解决受害人保护和损失分担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体系。     

《民法典》视角下网络虚假信息的规制

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降低了个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判断能力,也为网络虚假信息的产生提供了天然土壤.网络虚假信息具有传播的快速性、受众的盲从性,以及通过公众讨论难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等特点,网络虚假信息会造成特定受害人的重大损害,甚至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需要私法与公法相互配合予以规制.《民法典》增加了网络平台对网络虚假信息的审核义务和责任,进一步完善了有关防范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的规则.《民法典》通过在人格权编中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禁令规则,以及更正、删除等规则,不仅与侵权责任编的规定相互配合,而且与公法规制方法相得益彰,《民法典》的贯彻实施必将在有效遏制网络虚假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侵权法的地位及与民法典各编关系的协调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处于权利救济法地位，其内容设置应围绕对受害人损害的 补偿展开。在尊重法律分工协作的体系安排下，立法应认识到侵权责任法功能的局限性。本属于公法 任务的惩罚侵权人规则应交由行政法等规定，或者在单行法中规定；社会保障法理念的“有损害，有救 济”不宜在侵权法贯彻；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民法中是以对私权利救济面目体现的，侵权责任法不宜 直接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救济。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中的人格权保护、物权 法编中的物权保护以及民法总则中的民事责任一章需协调建构，因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不同，应将 基于权利自身权能所拥有的救济功能交由相关编规定，侵权责任编则以损害赔偿为基本救济方式。具 体规范设计尽量做到构成要件清楚，法律后果明确。     

正当利益条款的中国法构造——基于《民法典》第998条

正当利益条款为纷繁复杂的价值及利益冲突留下必要的缓和空间,这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通过构建"抖音案"的请求权规范链条可以发现,《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的直接规定难以容纳个体性商业利益,有必要确立正当利益条款。作为对侵害非物质性人格权责任认定的一般规定,《民法典》第998条与正当利益条款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内容上互为补充,由此即可形成我国的正当利益条款。落实到个案裁判,应区分价值及利益冲突与具体考量因素两个层次,并注重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权衡方法达致更为合乎理性的结论。借此,不仅能重构和修正"抖音案"的裁判理由,而且能完整呈现正当利益条款的中国法构造。     

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论《民法典》框架下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

《民法典》通过不同的条款确立了姓名与特定名称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规则，对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保护设定了“知名度”和“公众混淆”要件，但对于姓名财产利益的保护却没有这样的前提，这不但未充分吸收已有司法实践经验，也未充分吸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已有规定。经过登记的姓名与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当然对应关系，知名度是认定一个姓名在公众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关键考察因素，知名度的高低体现了姓名商业价值的高低，是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损害姓名与特定名称财产利益的后果不仅限于导致公众混淆，同时还包括攀附或者利用名人的声誉等情形。立法应该为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统一的规则，在现有规则的解释上则应该尽量缩小姓名与特定名称的财产利益保护前提上的差异。     

人格权确权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以个人信息权为例

《民法总则》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法依据.《民法总则》仅使用个别条文对各项具体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确权.民法典应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进一步确权;就个人信息权而言,人格权编应当在肯定其具体人格权地位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明确合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标准,并对信用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权的限制规则等作出规定.     

民事权利的法律技术与人格保护的民法法典化模式

民法典中的人格权,是一项实证法上的民事权利,民法典通过人格权对人格利益所施加的保护,是一种“人之权利保护”.在诸种人格之保护的法典化模式选择的学说中,只有“独立成编说”才会导向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确立.由我国民法上人的基础以及民法典的使命所决定,我国民法具备人格权独立成编所需要的人格权客体外在化条件.独立的“人格权编”应当按照支配权的法典化模式来构建,即立足于人格权宣示及人格支配,至于人格保护规范则应纳入未来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独立的“人格权编”还需要明确界定人格权客体的边界,按照“权利侵权”的模式来构建人格权的救济方式.     

"公平责任"的再定位

《民法典》对"公平责任"条文的修改,是我国侵权责任法领域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的一次重大变革.随着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让当事人满意""案结事了"的司法理念已难以适应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只有让当事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形成人民对制度和规范的认同."公平责任"条文经历了从《民法通则》第132条到《侵权责任法》第24条再到《民法典》第1186条的演变,其规范性质也几经变迁.司法实践逐渐拒绝"和稀泥"的裁判,代之以刚性判决强化公众的规则意识.通过编纂《民法典》,"公平责任"条文由可独立适用的裁判规则转变为不可独立适用的指引性规范.法官在适用《民法典》第1186条时需要在其他法律规定中寻找规范依据,并满足因果关系的要件要求.     

医疗服务合同的不完全履行及其救济

医疗服务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基本属性。医疗服务合同的给付义务属手段义务,对其不完全履行,无法从结果上判断,只能从过程上判断,此过程中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同时构成对给付义务的不完全履行。无论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在违约案件中均应予以赔偿。非财产损害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以及侵害人格权场合的抚慰金。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参照标准,在履行利益不易确定的场合,可以信赖利益作为替代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