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之再反思——基于典型刑事案件的研究

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的合理性值得质疑。网络民意和刑事司法在刑事个案中的博弈时有发生。网络民意的主观性、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同刑事司法的客观性、专业性和可预期性相抵触。网络民意介入刑事司法有违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最后,网络民意作为行使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不得触及司法正义的底线。     

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

民意的影响是冤假错案产生的诱因之一。不理性的民意极易虚构出貌似合理的"案件事实"并以此给司法机关施压。基于民意的压力,司法机关往往更多注重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疑罪从轻等刑事政策、司法理念,都是对民意诉求的顺应,也是促成冤假错案的诱因。民意对影响性冤假错案的纠错有积极意义,但仍应回归法治轨道。样本案件中,民意推进了冤假错案纠错程序的启动、纠错的及时,但没有制度化。民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不够理性,对错案追责的民意表达亦非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我国有必要培育理性的民意,形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     

试论国外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

信访制度，是我国依据自身特殊国情所独有的一项实现权利救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制度，国外虽然并无信访制度而言，但也有其类似于信访制度的相关制度，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本文试从始于瑞典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等国外相关制度中，取其精华、扬长避短地总结了一些对于改革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期望能使信访制度不断地完善成为司法之外救济基本权利、畅通民意表这的重要补充部分。     

加强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刑事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直接侵害者，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不仅需要社会关爱，更需要司法的公正保护。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表达，赔偿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对公正司法丧失信心，进而对社会产生不满，已经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彰显司法权威、     

自媒体时代的刑事司法与民意

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自媒体”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对等性,更加注重网民的自主性,表现出个性化、互动性的特征,更易引发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涉弱势群体的刑事个案更易引发民众的关注、民意的表达更为通畅与开放、民意的表达忽略了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本身、民意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民意的主要特征。在自媒体环境下,民意推动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开、公正进行,有助于刑事司法判决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理性的民意对部分刑事案件的错判、误判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呈现出无序性。营造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良性循环需要注意：建立及时的信息发布、沟通机制,对自媒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发挥自媒体对民意的引导、培育功能。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     

末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研究

随着国际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恢复性司法被认为能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复原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在西方国家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西方国家出于既保护少年，又保护社会利益的目的，在少年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始推行恢复性司法，减少对犯罪少年使用传统的监禁刑。本文旨在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恢复性司法研究，对未成年人犯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 ,缺乏现代辩护律师制度的刑事司法制度 ,永远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 ,有关部门权利本位的司法解释或规章使得中国的刑事辩护正在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尴尬而艰难的困境。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意见表达机制或者说民意传输机制,司法改革的进程实际上主要为精英意识所左右,许多改革措施成为各种精英阶层利益的体现,而大众诉求则难以得到合理的表达.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时立、断裂,可能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进而导致整个司法改革的目标错位和路径错误.为此,必须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寻求突破与消解,实现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良性沟通.     

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保障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诉讼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现实中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其权利保障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致使实践中受聘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实现很不理想,这其中固然有立法上的原因,但更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和司法理念相关。本文从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现状出发,结合刑事程序正义和司法实践,分析导致权利缺失的原因,并提出改革建议,以便有利于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作为直接受害人，其权利无论在法律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遭受冷遇。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利益的丧失，程序权利亦未得到有效保护，这种权利保护薄弱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鉴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境遇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自然至关重要。     

论乡村社会中民意在量刑中的合理导入

司法采纳民意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现今社会,我们讲求司法为民、能动司法,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传统,还是从司法工作的职能定位上考虑,民意都应是裁判者参考的因素。民意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特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仍大约有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研究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4部分。第一部分由刑事个案引出问题,分析了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具有地域性、客观性、合理性等特性;第二部分从民意的介入与法官的认知进行论述,从一般意义上的法官、专业法官和法院三个层面对民意的认知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可进入司法领域的民意类型;第三部分对我国审判实践中吸纳民意的现状进行分析,因为现有吸纳民意的路径极其有限和法官对民意的模糊认知,有必要构建民意有序进入司法的导入机制;第四部分笔者提出在量刑过程中"五步法"导入民意的机制设想,即通过收集民意、甄别民意、考量民意、吸收民意、回应民意5个步骤将民意导入量刑活动中,最终实现民意与量刑的良性互动。     

个案处理中的民意与司法——以50个联名信刑事案例为考察样本

民意与司法既是一个热点话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许霆案"、"药家鑫案"、"韩群凤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案件更是将两者推上了风口浪尖。此情此景引得有关人士纷纷撰文,表达观点。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大都有点美中不足——要么重理论分析轻实证考察,要么重宏大价值轻具体制度。本文以刑事个案中的联名信为切入点,则有望弥补前述不足。这是因为:首先,联名信是具体的民意。它是针对刑事个案的具体民意,可以进行精细论证,防止     

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探微

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关注被害人权利、教育感化罪犯以及贯彻宽严相济政策、节约司法资源。现行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证依据,可以从适用条件、案件范围以及诉讼阶段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与设计。     

刑事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缺失分析与制度构建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被告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选择相关程序和与程序推进相关事项的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民主法制国家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和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我国刑事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司法实践滞后或司法制度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司法民主的完善与进展。有必要通过确立司法原则、加快立法进程、扩张适用范围、建立救济机制的途径,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制度。     

加强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势在必行

"案结事了"是和谐司法理念的具体化,也体现了对实质性法律价值的整合,从这个角度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不能回避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缺失问题。本文指出作为重要"当事人"的被害人的知情权、程序选择权、获得求助权等权利均应当从法律制度上得以全面体现。     

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谴责，学理根据上多采折中说，但亦须在立法与司法中予以严格限制；而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须以优先启动少年司法后例外剥夺“未成年人”身份为前提。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的反思，不应止步于司法限缩，其检讨意义在于警示我国应高度重视少年司法改革，尽快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结构体系。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刍议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的重点从单纯的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同时也注意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等保护,而这也是刑法社会保护价值诉求的具体直接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为真正创立一个体现公平、效率、秩序的和谐刑事司法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尝试。而由于制度设置和理论滞后，这些尝试多数没有法律予以规范。但这一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复归社会和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制度，是未来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选择之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凡的意义。     

从英国经验看我国卖淫刑事政策的变革

上世纪末以来，英国在考察欧洲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卖淫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审查，并开始变革卖淫刑事政策。在我国，卖淫的刑事政策在近十余年里遭到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的批评。从权利保护的价值观以及刑事政策的有效性等角度出发，可以借鉴英国变革的经验，对我国的卖淫刑事政策进行反省和变革。     

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基于国际标准的分析

<正> 人类社会从蒙昧、专制到逐步走向文明、民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刑事被告人从诉讼客体逐渐具有诉讼主体性的演讲过程。如果说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确立和不断丰富发展,标志着刑事司法进入了一种文明状态,那么作为最低限度地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和推广,则深刻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刑事司法领域中人权保障的特别关注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反映了人类社会跨文化的基本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以及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成果,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为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价值标准。本文拟从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这一角度,对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其程序救济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希望依此能够对促进中国目前刑事司法现代化的进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