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控制视域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探析

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上升为刑法规制范畴,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自醉驾入刑以来,基于立法不周延及相关司法解释滞后,其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醉驾犯罪的法定量刑设置不尽合理、案情相似情况下犯罪人领刑不一、司法机关对醉驾犯罪采纳的量刑标准不统一及对醉驾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各异等。适当增加其量刑情节,以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量刑基础,有限定条件地适用缓刑等途径是可行的。     

从刑之无度到规之有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研究

要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合理确定基准刑并运用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式来均衡确定拘役刑;以全面衡量量刑情节并适当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能力的方式来均衡确定罚金刑;逐步由限制缓刑进而扩大缓刑适用范围;逐步由严格限制免刑进而适度扩大免刑适用范围;加强审判工作指导、积极发挥审判组织的作用、有效排斥案外因素介入、努力增强量刑的社会可接受性。     

危险驾驶罪案件认罪认罚量刑问题研究

目前,危险驾驶罪,尤其是醉酒型危险驾驶,已成为基层刑事司法实践高发、多发的主要案件类型。推进危险驾驶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实现繁简分流和效率提升,而量刑的规范、精准是关键点。危险驾驶案件审判实践中,仍存在量刑建议内容不精准、量刑情节提取不全面、量刑情节评估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量刑失衡问题凸显,缓刑适用标准不一,无法真...     

危险驾驶罪探析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作为《刑法》第133条之一新增加的一个罪名,危险驾驶罪在立法,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在定罪方面危险驾驶罪用词不精确,也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二是在量刑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过轻,我国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只有拘役和罚金,主刑过于单一,量刑幅度小,缺乏伸缩性,致使打击危险驾驶行为的效果大打折扣,为此,文章从扩大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适当增加其处罚力度,强化执行,明确"情节恶劣"的范围来完善我国的危险驾驶罪,以便最大限度的有效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危险驾驶罪构成之客观方面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竟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时间,“酒驾入刑”和“飙车入刑”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举国上下对本次刑法修正案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界对“危险驾驶罪”展开了广泛的热议,但是有关危险驾驶罪入罪的具体条件,各方的观点却并不一致.①这种争议在官方和民间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各自所处立场以及知识结构的不同,更多的因素在于“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何清晰厘定危险驾驶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以醉驾为例对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的探讨

危险驾驶罪在立法上得到正式确认,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弥补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不足与缺陷,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刑法规范,但作为一种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量刑不均衡的问题。该罪在刑法上的确认,主要是基于现有行政、民事手段对醉驾、飙车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惩罚、教育警示中所显现出的力度上的不足,因此,从立法目的、刑事政策和社会效果等角度来说,在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上应坚持从严把握的原则,应慎重适用免除刑罚和宣告缓刑等手段。但刑罚法定和罪责刑相统一原则,也决定了在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上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不能盲目排除免除刑罚和缓刑等的适用。另外,要根据刑事政策以及量刑空间、法律间相互衔接等需要进行量刑起点的设置,并对常见量刑情节进行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适时发布典型案例,以作为量刑参考。     

缓刑裁量模式实证研究——基于4238份危险驾驶罪裁判文书的实践检视

人们对缓刑实质条件的判断存在较大争议，可以概括为并列模式与递进模式的对立。为了验证司法实践中法官采取何种模式，收集4238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理论假设与模型建构。结果发现，缓刑裁量更多被责任刑情节所影响，表明法官更倾向于并列模式。并列模式不符合缓刑的基本法理与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政策，无法体现缓刑的预防刑属性，会导致责任主义的重复评价，忽略再犯罪危险评估在缓刑裁量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造成缓刑适用的不合理限缩等问题。递进模式的二元裁量机制为扩大缓刑适用提供了条件，应该确立微罪缓刑的普遍适用模式，建构以再犯罪危险评估为中心的缓刑裁量模式，使缓刑裁量机制得以优化。     

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研究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新增的罪名。《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第二款为：“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一个刚设立的罪名，实践上是一片空白的情形下，如何时它进行适用，是当务之急。危险驾驶罪是把原来的两种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制为犯罪行为，之所以把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比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在遏制交通事故多发的作用方面，刑事处罚具有明显的优势。     

危险驾驶罪责适其罚——以某基层法院危险驾驶罪裁判情况为研究样本

自2011年5月1日起醉驾、飙车行为被正式纳入刑法调整范畴,科处危险驾驶罪。因最高人民法院对危险驾驶罪量刑适用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使得各地法院判决处罚结果不一,容易造成畸轻畸重的结果,使民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怀疑通过对某基层法院一年来危险驾驶罪判决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危险驾驶罪量刑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客观标准

危险犯之扩张不可避免但需以谦抑原则加以节制。而危险"显见可能性"理论应因刑法谦抑原则,为危险行为入罪提供相对清晰的立法上和司法上的客观判断标准。危险驾驶罪立法上的入罪范围即哪些危险驾驶行为应该入罪问题与司法认定标准问题即绝对酒精含量的认定与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认定都由于危险之客观标准的模糊而产生认定困境。通过引入危险的"显见可能性"标准,可在立法上检视出危险驾驶罪已入罪行为虽然具有合理性但范围过窄;在司法上发现绝对酒精含量标准偏离危险的"显见可能性"标准应予修正,并且追逐竞驶之"情节恶劣"性质上应与危险的"显见可能性"标准相契合。     

论醉态驾驶行为与危险驾驶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一百三十三条,对醉态驾驶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定罪和量刑的标准不一。学界对醉酒驾驶行为是否一律入罪也存在争议。本文想通过对法律条文的分析找出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以及该条法规的盲点和欠缺。对比外国的法律,进行优化整合以期能更好的适应我国交通驾驶的刑事法规。     

当前我国危险驾驶罪考察与批判

立法活动不能仅着眼于迎合眼前的民意要求，而要从长远角度理性地看待民意，并参考社会治理的经验和犯罪成长的规律。从短期看，危险驾驶入罪化符合打击酒驾泛滥的现实需要，符合风险社会的犯罪预防理念。但从长远看，我国危险驾驶罪“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设置并不科学，势必会衍生一系列问题。建议在当前立法框架下对危险驾驶罪加强司法控制。     

浅议轻罪刑事政策的适用

轻微刑事犯罪是指被判处较短刑期以下处罚的犯罪行为，包括被完全剥夺自由，被囚禁在监狱等场所的短期自由刑，非监禁的限制自由刑、缓刑、罚金刑等刑罚。目前我国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根据刑法总则的精神和刑法第72条和第74条有关适用缓刑的规定，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是缓刑的适用对象。     

认定醉酒驾驶行为的抽象危险应排除合理怀疑——兼谈认定醉酒驾驶行为的证明方法及证明规则

虽然醉酒驾驶行为在刑法教义学中被认为是抽象危险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抽象危险犯的证明可以违反证据裁判主义。审判机关只有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之下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根据血液酒精浓度的科学测试原理,血检测试结果只是行为人是否实施醉酒驾驶行为的证据之一,还应当借助化学测试、酒后身体平衡能力测试、个体酒精实验等多种测试方法证明行为人是否醉酒驾驶。将行为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拦停时的血检测试结果作为认定其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唯一依据,既不符合"疑罪有利于被告"的刑事诉讼原则,也违背证据科学的基本原理。     

“赔钱减刑”量刑价值的实证考量——基于适用缓刑降格量刑裁量现象的实证分析

如何规范量刑，减少量刑的失衡是刑法领域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有鉴于此，我们对刑事审判实践中为适用缓刑降格量刑裁量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法：规制缓刑罪名、确立量刑分格刑、试行量刑偏离“说明制度”，力图对量刑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研究

危险驾驶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八)》所确立的新罪名,全国各地"同案不同判"现象广泛存在,因此尽快解决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难"问题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实现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除了要求法官及时更新审判理念、慎重使用自由裁量权、限制适用缓刑以外,更要从制度和技术上解决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难的问题——即将目前已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且已取得显著效果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成果引入对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工作中来,通过确立科学合理的定罪量刑标准,规范危     

从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看刑罚的理性适用——从重庆市某区检察院办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说起

危险驾驶入刑确实在惩防此类行为方面具有相当效果,但很难说比单用行政处罚效果更佳,且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化过程经历了最高司法机关分别解释、基层司法机关各自调整、基层司法机关互相协调、最高司法机关联合解释等四阶段,效率不高、主动性不强,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和效果。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任何罪名在适用刑罚时都应保持理性,都应认真考量理论上的必要性、实践中的有效性和执法尺度的合理性。     

证据法基本原理和规则在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的适用——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

《刑法》规定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具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其中酒精含量检测结果这一证据有重要意义。但是该罪的特殊性不足以使其在孤证不定罪和运用"旁证"定罪的问题上有区别于其他案件的规则,更不足以针对其设置专门的证据规则。其证据适用问题完全可以按照现有的证据法基本原理和规则加以解决。倘若针对此类案件预先设定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和必需的证据类型,则有向"新法定证据主义"迈进之风险,必须审慎行事。     

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以上海市浦东新区188件醉驾案为切入点

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缺陷,体现了刑罚的经济性,具有积极意义。在适用时应综合考虑被告体内酒精含量,人身财产损失等多重因素。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判前人格调查制度,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等来进一步解决目前实践中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危险驾驶罪之入刑考量

危险驾驶罪入刑意义深远,满足了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需要和生命价值回归的诉求,是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又一司法举措。但是本罪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行为方式局限、量刑标准不统一、法定刑畸轻等问题,本文立足司法实践,提出了完善危险驾驶罪的个人见解,以期对推进立法进程、指导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