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银行立法的演进与嬗变

19世纪末,随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银行法<大清银行则例>,开始运用法律手段调整银行关系、规范金融市场,标志着近代银行法的诞生.民国时期银行不断发展、完善,1947年颁布的<银行法>代表了近代银行立法的最高水平.抗战后,以中央银行法为核心、由专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管法构成的近代银行法体系基本确立,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近代中国银行法以法律移植为建制的手段,以政府推进为发展动力,总体呈现大陆法系私法特征.     

董康与近代中国立法

董康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无论是清末修律时宪法、民法、刑法、民刑诉讼法的修订,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两次刑法修正案,董康都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立法活动和后来对南京国民政府民刑立法的评论中,董康既注重民情又重视世界先进法理的立法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     

关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对接问题的探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一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共同的培养目标,也面临着共同的教育问题。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建立新型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对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论家庭教育领域国家介入的能动与制约——兼评家庭教育立法

作为天然的、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具有自主性,拥有相对自治权。作为私领域的家庭,其功能发挥扩展到公共领域,从而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国家公权力通过立法将基于血缘形成的自然责任法定化,其目的不仅限于社会防卫的功利目的。虽基于功利目的的国家干预可能会带来保护儿童权益的客观效果,但其实并不必然。面对家庭功能失灵或者失常的状态,国家介入家庭成为一种必要,但同时应警惕国家公权力的“双刃剑”效应,制约公权、防止国家过度介入家庭领域。相较于强硬介入或“剥权”,国家应以“柔软”的姿态来守护、支持家庭教育,作为一种日常状态体现出福利国家对儿童和家庭私领域的柔性支持。     

近代中国破产立法探析

本文旨在以1906年晚清时期的《破产律》、1915年北洋政府时期的《破产法草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破产法》为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破产立法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揭示中国近代破产立法的特点,探寻近代中国移植西方破产法律制度,法律近代化的路径,并为我国当前的破产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

本文旨在以清末《大清商律草案》中的票据法草案,北洋政府的票据法草案及南京国民政府制颁的1929年《票据法》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揭示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特点,探寻中国是如何移植西方票据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     

侵权归责原则的演进与立法选择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经历了结果责任、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的演变和发展。不同的归责原则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文明的特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国法与外国法,古代法与现代法相互交错、吸收、借鉴、交织发展。广泛地研究各类归责原则的目的,是为我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科学构建提供借鉴。     

浅述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

本文提出研究家庭对未成年人犯罪影响的原因。提出家庭教育的缺失会成为促进和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客观因素,最后指出加强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措施。     

当代财税立法的生成与演进路径

我国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财政监督等方面的财税立法命途多桀,检视剖析建国以来财政立法的生成与演进的轨迹,检讨总结成败得失所包涵的经验,分析财政立法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从行政主导到立法主导、从闭门造车到开门立法、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进而探寻财税立法的发展趋向,应由试验主义向法律主义转变、由工具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由建构主义向本质主义转变、由渐进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     

嬗变与创新:基于媒介技术变迁的家庭教育发展

每当有新的传播媒介产生并应用于家庭教育工作时,媒介和家庭教育工作就会立刻融合于一体,形成各具特色媒介化了的家庭教育文化。印刷传媒时期是家庭教育工作的普及期,视听传媒时期是家庭教育工作的发展期,网络传媒时期是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期。现在和未来,家庭教育工作将超越媒介实现历史回归。当前,家庭教育工作科学发展的内涵包括:家庭教育提升人的质量;家庭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家庭教育丰富社会生活;家庭教育紧跟时代步伐。     

试论中国三部外资立法的演进与趋势

从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如何利用与控制外资是我国外资法律一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三部外资法作为我国外资法律框架的主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我国国内《公司法》等部门法的不断完善,当前三部外资法面临着问题与挑战,本文试从公司法与外资法的关系以及国外立法例两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外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中国立法批评

<正> 前言 也许和从前相比较,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立法。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立法如洪如潮,但是人们却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     

美国医疗器械立法嬗变及其动因

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和1976年《医疗器械法》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某种程度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都是灾难性事件的杰作。而在立法进程中，立法者都在促进医疗器械安全与鼓励新医疗器械的发展上进行着一种平衡，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执行这些立法过程中更追求这种平衡。中国医疗器械安全立法及侵权法都忽视了这一点，一味追求对医疗器械生产商和医疗机构课以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

通过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认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这一原则应当从司法能动与善意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学者的注意力不要过分纠缠于对诚信的定义,应当集中精力归纳司法判例,在实体上使诚实信用类型化;同时研究如何在程序上衡平司法能动与自由裁量的界限。     

中国近代遗产税立法及司法实践研究

遗产税的征收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实行遗产税。我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制定过三部遗产税法案,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遗产税法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产税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节社会财富贫富不均、消除阶级对立、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抗战时期财政经费紧张的局面。遗产税是一种良税,未来我国在制定遗产税法时,应认真总结和借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遗产税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     

浅论我国家庭教育权的缺失与保护

家庭教育权是教育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包括父母选择学校的权利和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目前我国对家庭教育权的保护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教育实践中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要让国家、社会、家庭三者在教育权利中保持制衡,就必须多方面加强对家庭教育权的认识和保护。     

试论立法史的演进之路

对于中国立法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选取“内在视角”,打破过去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条块分割”,不仅从现在看过去、也从过去看现在,由此得出了立法演变规律的新的景观。     

对国际多边投资立法从回应到参与——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嬗变分析

纵观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嬗变,充分体现了对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投资立法合作的回应。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走强,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最有潜力的资本输出国,我国不仅应积极参与区域投资立法合作,更应在多边国际投资立法制定中深层次地谋求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