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

当前,开展切实有效的气候治理已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议题。现阶段我国气候治理工作主要由政府推进,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单一、缺乏区域协作组织、区域合力有待增强等问题。构建多主体参与机制,实行区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破解诸多问题,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通过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在梳理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发力方向和政策着力点两个维度,将推进协作治理的一系列政策划分为治理场域、治理机制、治理意识与治理氛围四类,并根据这四个切入点查漏补缺,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等不同维度的协同,实现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对于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治理的经济学思考

伴随着2009年的结束，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落下了帷幕。后哥本哈根时代如何治理全球气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各主权国家关于气候治理问题的激烈争论，与其说是各国间的政治博弈，倒不如说是经济博弈。因此，该文认为，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只有寄望于制度建设及其约束。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变化世界中的全球变暖及其治理困境——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气候治理逻辑

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全球变暖的治理方案与行动中,虽然风险心理与预警原则是减排行动的基石,但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随着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与化石能源价格的连锁变化,世界各主要国家与人民的关切也发生了明显转移,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与可行性以及全球集体行动的约束条件与利益期待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减速,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在可见的未来将维持低位,必然推动化石能源消费的增加。这一趋势将决定性地影响着全面减排的前景。事实上,努力治污,适度减排,通过发展经济来最终提升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才是真正审慎可行的选择。     

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路径和特点

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新时代的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也是全球青年事务的重要发展方向。青年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路径和特点研究需要观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治理机制的青年参与特点，分析主要发展特点，提出对于我国青年参与气候治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是青年参与气候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主导青年气候议程。欧洲青年群体的气候行动影响力广泛，并容易外溢至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气候参与程度相对较低，缺乏国际制度建设能力和话语影响力，缺少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是青年声音和诉求正在逐步提高。青年气候议题正在进入全球治理层面，逐步主流化成为全球议题之一。我国应该提高追踪全球青年气候参与的动态机制，强化自身的青年诉求和影响力，发挥中国青年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在全球气候治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问题中谈形象塑造，与中国能否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形象有着必然联系。中国应在气候治理事务中努力塑造承担责任、客观公正、积极推动和扶助贫弱的形象。而这其中，中国将会面对来自结构、行动和话语三方面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在相关问题领域塑造良好形象，中国应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等多种策略。     

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理论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国家作为新气候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不容忽视,从国家层面研究气候政策创新对于气候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界定气候政策创新的概念与内涵,梳理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发展进程——从减缓政策到适应政策,接着从政策发明、政策扩散和政策评估三种视角考察了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来源、动力和影响,最后对国外气候政策创新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进行了总结,以期为我国气候政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带来启示。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其历史根源探析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人类活动产生的问题,发达国家负有较大的历史责任,但大气系统是人类的公共资源,大气的稳定单靠发达国家难以完成,因此需要发展中国家最终的积极参与。然而,从气候变化问题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时起,南北双方的矛盾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要矛盾。究其根源,在于南北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项为南北双方共同接受的全球气候制度安排。     

中国学术界有关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学术界对治理的研究可以主要从内涵、背景、内容、研究方法、评价五个方面加以把握，并形成了“国家-社会”研究范式，它在治理中的展开代表了学术的进步。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国家内治理，我们均需要在哲学认知、政治发展潮流、社会本质属性、文化心理意识及治理评估等方面继续深化。     

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研究——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政策规避是公共政策治理中非常重要的现象。政策规避包括逃离政策空间、收买政策主体、获取政策资格、利用政策空白和消解政策损失等类型。公共政策规避在渴望规避和能够规避的背景下产生,并且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各个主体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修正等多个层面,采取相应的举措消减政策规避现象。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与法治治理研究

气候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治理实践中出现的"公地悲剧"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气候政策反省以及理念更新。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为中国应对气候的变化以及环境治理提供了新际遇。基于我国的体制安排和现状考量,决策层应以区域合作以及协同治理作为气候治理两大抓手,以法治建设为契机,形成多层网络治理模式,以突围气候治理中遭遇的"瓶颈",从而在气候治理上有所作为。各地方主体应摒弃"碎片化"的治理方案,以开阔的视野走上更为积极、主动、科学、灵活的府际协同治理路径。     

电子治理的演进及持续挑战

电子治理是指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来支撑公共服务、政府管理、民主程序、并改善公民、公民社会、私有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经过20余年的技术创新与政策回应,电子治理的发展可以用5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目标来描述:建立政策框架、提升公共服务、高质量低成本的政府运作、民主程序中的公民参与、行政和体制改革。本文对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电子治理的总结评估表明:在提升公共服务和改善政府运作方面的投资力度最大,进步最明显;政策制定也已在多个方面取得进步,但新的政策议题不断使问题愈趋复杂;进展最小是在提升民主,以及探索电子治理对行政和体制改革的启示这两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将会继续发展,并为不断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个动态的环境。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现代国家文化治理指标体系设计初探

今天,"文化治理"这个命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培育相应的治理能力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设计一套用以评估文化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20世纪以来,社会指标运动兴起,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府的工作指标体系中首先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对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场馆设施面积、服务人数等进行统计,加以评估。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相应的统计数据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指标制定依据。统计早已是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衡量、分析技术手段,指标也就相应成为了一种绩效评估工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指标研究相对滞后,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文化指标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以期对文化政策实践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文化指标研究主要涉及文化指标与文化政策的关系、文化指标与文化统计项目的关系、文化指标与一般性指标的关系等。本文建构了现代国家文化治理指标体系基本架构,并详细罗列了十项文化治理核心指标,以期对该治理领域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机制做出一个初步探索。     

气候正义的研究向度

气候正义是由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讲，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人与自然、代与代之间的利益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问题。因此，气候正义研究主要包括生态正义、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等几个研究向度。这些研究向度从不同维度共同推进气候正义的发展。     

社区治理创新的“武汉经验”——武汉市社区治理创新调研报告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打好社区治理这个"地基"。长期以来,武汉市高度重视社区工作,先后组织实施了"883社区建设行动计划""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两型社区"建设等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工程,"江汉模式"等多项经验做法、百步亭等多个社区治理样本闻名全国。为总结武汉社区治理创新的经验做法,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先后组织赴武汉调研,撰写了有关武汉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调研报告,全面梳理了武汉市推进体制创新、构建"幸福社区"的先行实践,总结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依法治理、推行"减负增效"、激发社会活力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政策思路。     

《全球难民契约》视角下难民治理体系：框架、问题及启示

难民治理体系规定了难民在庇护国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反映着一个国家难民治理能力。《全球难民契约》中提出的难民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由理念、政策和实践等要素组成,但是这个体系存在着责任分担不均、忽视难民人权等问题,导致该治理体系现实中的实施困境。难民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难民治理策略。《全球难民契约》中的难民治理体系对我国难民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难民自愿遣返;推进难民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提高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确立难民主管机关,加强难民管理;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等。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和政治主张上的矛盾更呼唤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