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     

合规机制对公司治理的挑战及公司法回应

合规是公司治理的外生产物,对传统公司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公司内部的组织权力、董事义务的问责过程,以及股东至上的公司目的,都在合规机制嵌入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合规不是目的,只是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式与过程,其精髓在于通过规范转化、分工监督与信息互通的运行机制,塑造守法向善的公司文化。公司法既要促进公司治理的合规化转型,也要防止立法和执法对公司治理的硬性干预。让合规组织权力回归董事会,并夯实董事监督义务,既是对公司采纳合规机制的内部驱动,也保留了合规灵活自律的制度优势。在公司治理接纳合规的同时,还应在董事问责机制中体现组织分工、拓宽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范围,推进公司社会责任范式向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法理)转型。     

有效合规管理的两种模式

自我国监管部门引入合规监管方式以来,有效合规管理大体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制度模式。其中,日常性合规管理是企业在行政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以预防相关合规风险为主要出发点,建立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整改则是企业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压力下,或在国际组织采取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以减轻处罚或者取消制裁为目标,针对业已暴露的违法、违规或犯罪行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措施。在确保企业有效防控合规风险方面,这两种合规管理模式各有其制度结构和公司治理功能,也存在着各自的优劣得失。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建构方面,这两种模式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     

数据安全视角下企业刑事合规的检视与治理

数据的广泛使用在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管理和流转风险，并滋生有关刑事法律风险。为维护数字安全，实现数据价值，应构建以预防数据安全风险为核心的数据安全治理新范式，企业刑事合规正是其中的关键治理手段。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认识不够到位、专业监管能力不足、技术合规适用空白等问题。对此，可在维护数据安全为导向的新形势下，拓展和完善企业刑事合规，以开展企业数据合规为要，探索实现法律与技术合规二元共治，持续优化涉案企业数据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并落实企业数据合规刑行衔接。     

论数据刑事合规

作为企业合规的特殊场域，数据刑事合规指的是数据企业等经营主体针对数据处理各环节可能涉及犯罪的风险点，进行犯罪预防、识别和应对，以追求获得刑事利益的一种专门活动。在我国力推大合规建设的背景下，此类实践对于促进智能社会共治、发展新兴数据产业和提升司法办案效果具有突出的价值。而鉴于我国数据犯罪治理存在着“口袋罪名”“沾边管辖”“动态标线”等现实特点，数据刑事合规只能践行相对性定律，即指向数据处理行为的罪名群、追求合理性的结果。基于这一社会规律，各数据经营主体应当确立同数据业务形态相契合的三色方略，包括数据处理要远离刑事究责的红线、警惕行政处罚的黄线(区)以及畅行于民事、行政上无责等绿区。     

论数字平台的合规监管

作为回应平台监管挑战的制度方案,合规监管在政策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都愈发重要。合规监管是由自我监管(企业的合规管理)和后设监管(监管机构对企业自我监管的监管)构成的二阶治理模式。合规监管契合了数字平台的独特性及其对监管提出的敏捷性、预防性、统合性和合作回应性等新要求,可以作为常态化监管的有效制度安排。在方法论上,借助回应性监管理论,合规监管在数字平台监管领域的运用可以采取监管工具金字塔与监管策略金字塔、第三方外部监督机制、对数字守门员的重点监管等制度方案,以实现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目标。     

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实证探析——以检察机关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为切入点

检察机关在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时使用第三方监管机制,契合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体现了程序正义,也符合企业现实需要。第三方监管在实践中呈现为检察机关联合行政机关监管模式、独立监控人或者合规监督员模式,以及第三方监管人+企业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模式。为建设好、使用好第三方监管机制,检察机关应在明确第三方监管人的程序定位、工作原则及其与相关主体关系的基础上,在多个刑事诉讼阶段开展企业合规工作;明确第三方监管人的选任及管理方式、费用支付方式,并确立可量化和差异化的企业合规管理情况审查标准;改良单位意志因素,并给予涉案企业相应激励。     

企业合规不起诉中检察裁量权的合理规制

当下我国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而展开的,检察裁量权的扩张是推动改革前行的必然要求,权力滥用的风险也随之产生。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运行包含程序启动、达成协议、合规考察与评估决策四个阶段,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贯穿始终。通过对现有指导性规范的分析与试点实践的考察发现,裁量权行使的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试点实践中形成的由“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组成的混合型权力规制模式存在一定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检察裁量权的规制作用。通过完善案件遴选机制,建立明确的合规监管模式选择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程序与权利救济机制等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有效规制。     

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建立一种有效的合规计划,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我们可以将合规管理与业务管理、财务管理视为当代公司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西方企业之所以在建立合规计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因为合规在刑法上具有多重激励机制,也就是,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刑罚乃至与监管机构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依据,企业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也正是在这种刑法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律师业逐渐发展出来一种重要的合规业务,将独立的合规调查、对监管起诉的应对以及合规计划的打造作为这种业务的基本内容。只有将企业合规同时视为公司治理的手段、刑法上的激励机制以及律师协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业务,才能对其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推动检察机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和主动延伸检察职能的重要创新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试点地区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既是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也是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激活不起诉裁量权的应有之义，还是现代刑事司法模式转换，犯罪惩罚轻缓化的时代趋势。目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内嵌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之中，具有放过“企业和企业家”之双重效果，其主要适用于中小微型企业实施的轻微犯罪，并与听证制度、第三方机制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紧密。实践中，其还存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滥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期限过短、企业有效合规标准不明确以及合规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应当及时修改法律建构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期限并设定科学的监管体制和合理规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之构建研究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其规制模式亦从外部规制转向内部自我管束。同时,在预防和规制策略上,更加依赖通过外部激励威慑与内部自警自监并重的思路,而非单纯依靠严厉制裁手段。我国在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制度时,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制定统一的有效合规计划指南,行政监管部门则负责制定具体的行业合规构建标准,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和内部合规制度,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衔接,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有效企业合规计划制度。     

行政法上企业合规治理制度体系的建构思路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行政法上的企业合规制度体系尚未建构起来,企业合规在行政监管领域的积极作用亦未充分展现。为此,应加快构建行政法上的企业合规治理制度体系。在企业合规理念充分导入的基础上,遵循公益优先、激励性制裁、专项整改和合理配责原则,从应用场域、基本原则、具体制度设计和行刑衔接机制等方面着手,运用系统化思维,统筹考虑企业日常合规建设、行政监管、违法企业的合规治理、行政与刑事合规中的监管验收等问题,建构中国特色行政法合规制度体系。     

合规制度的公司法设计及其实现路径

公司法作为合规制度的最重要载体,对整个合规制度的构建具有基础和核心作用。为此,既需要对国外涉及合规要求的制度进行必要的甄别和借鉴,又需要对我国现有的涉及合规要求的规则和制度进行提炼、归集和升华。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制定出一部既能满足公司的营利性和道德性双重需要,又能对世界公司法发展起一定引领作用的模范公司法典。具体的实现路径是:首先以塑造公司的良好道德品格为基点,从基本原则层面将合规要求作为公司组织和相关成员的基本义务;然后从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将其规定为公司组织、公司负责人和公司工作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最后通过缜密的法律责任制度,强化公司的合规意识和道德担当意识。促成公司在成为先进生产力践行者的同时,还要成为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和公序良俗的模范遵守者。     

合规整改中的高层承诺原则

高层承诺原则是企业建立和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重要制度保障。理解高层承诺原则的关键是区分“合规治理职能”与“合规管理职能”,企业董事会、执行团队应在领导、监督和实施合规治理职能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从而为企业的合规管理活动创造条件。根据该原则,企业高层需要建立合规领导机构,制定专项合规计划,并确保合规计划的持续改进和完善;通过制定商业行为准则、发表声明、参与培训和交流以及率先垂范等方式,向全体员工、投资人、分支机构、商业伙伴等传达合规治理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和合规管理的知识技能;保证合规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有力地协调合规与业务的关系。最高层对合规治理的承诺和重视,将成为企业合规治理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合规管理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强大支撑力量。     

企业合规整改中的专项合规计划

我国检察机关在合规改革中确立了专项合规整改的基本思路。相对于全面合规计划而言，专项合规计划是针对犯罪所暴露出的特定合规风险，以预防相同或类似犯罪再次发生为目标，涉案企业所建立的专门性合规管理体系。确立专项合规计划的合规建设思路，有助于涉案企业实现有效合规整改的目标，实现合规资源的合理配置，贯彻相称性原则，发挥专项合规管理的比较优势。从制度构成上看，任何一种专项合规计划，都同时包含着基础性合规管理要素和专门性合规管理要素两个部分。专项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有赖于上述两种合规要素的有机衔接和相互融合。在督促企业成功实施某一专项合规计划的基础上，检察机关通过激活行刑衔接机制，引入合规激励要素，推动企业增设其他必要的专项合规计划，逐步实现对合规风险的全面防控。     

监察合规：企业合规的反腐败之维

开展监察合规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单位职务犯罪合规程序、实现宽宥处理行贿企业的规范化、确保涉企合规案件中检察官等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均有裨益，但需对其与“零容忍”“行贿受贿一起查”等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单位能否被立案调查、企业合规监检衔接等问题作出回应。监察合规的路径可从内、外两个视角展开：外部视角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机关对企业的事前廉洁合规教育和腐败预防，对事后合规激励理念的贯彻，以及对相关公职人员是否廉洁依法履职进行监督；内部视角主要指在党统一领导的分工负责制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合规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应明确的是，监察机关自身无须进行合规管理，但需要恪守权力行使的边界。     

小微企业简式合规程序的检察探索

司法实践中，我国企业合规案件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小微企业适用刑事合规，具有合规基础薄弱、合规风险相对集中、合规激励对其效果有限等特点，因此探索适合小微企业合规特点的合规程序就有了紧迫性。通过简化程序，注重实质考察，探索差异化的简式合规审查模式与考察标准，构建一条适合小微企业“治罪”与“治理”并重的简式合规道路，是拓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渠道途径，更是创新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     

国有企业合规生成机理、 ESG合规走向及实现路径

企业合规治理是党的二十大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内容。近些年,随着国家重视与推进,国有企业合规治理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过度依赖“强干预”式推进方式,忽视了对国有企业合规真实动力和内生需求充分阐释,引发国有企业合规“存在与发展”的思考。实际上,国有企业合规治理不仅是因应国际新秩序、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以及非国有企业发展冲击下,国有企业为防范风险、追求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治理战略应然调整,更是新时代中应当履行的经济、政治、社会责任以及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国有企业合规治理要顺应合规发展趋势,追求更高位阶的合“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价值目标,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规治理方向,即以社会责任承担为根基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合规方向。虽然,ESG合规目前尚未形成共识,但在新时代中要摒弃专项合规理念,应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衔接,发展权为角度,形成ESG全面性合规理念,从治理思路、调制方式及路径改良等三个方面去探究实现路径,并通过国有企业先行示范的渐进改革模式推进全社会企业ESG合规走向。     

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

为充分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主动延伸办案职能,尝试向涉案企业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以督促、引导和帮助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合规经营.对于这种具有推动企业合规功能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可以将其提炼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推行,事实上让检察机关以监督者和把关者的角色介入企业合规治理当中...     

知识产权领域企业合规改革路径探析

知识产权与创新的特殊关系决定了知识产权领域企业合规改革具有必要性，知识产权犯罪的现实状况为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打击和预防知识产权犯罪、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以及促进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知识产权领域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的三大目标。知识产权领域企业合规改革专业性强、合规环节多、案件跨区域特征明显、刑行交叉和刑民交叉现象普遍。为此，应深化合作，提升企业合规改革质效；融合履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细化指引，规范企业合规操作流程，以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领域企业合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