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农村医疗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存在诸如资金不足,政府角色不明、职能缺位,经费支出缺乏监控机制等问题。应在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城乡一体化、全面普及的医疗体系,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     

城镇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探讨——“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

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已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为洞悉农村养老困境并探寻可行对策,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事业进步,山东行政学院于2017年12月30日在济南市举办了"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学术研讨会"。研讨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农村养老体系构建;农村养老制度;农村养老质量;发展农村易地社会养老;扶贫角度下的农村养老;济南市机构养老现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农村养老需求和困境远超城市,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是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多元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全方位满足不同层次农村养老需求,重点推进机构养老和医养结合模式养老服务发展。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乡镇政府职能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基于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的调查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体系中的最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代替的作用。本文通过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的实地调查,分析乡镇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存在问题。现实中,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着职能困境、体制困境、能力困境,要提升乡镇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需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上探寻路径,从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间事、责、权关系,改革财税体制,加强乡镇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着力,进而为提升乡镇政府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论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用水公共行动网络体系

温总理在指导云南省抗旱救灾工作讲话中要求地方政府要痛定思痛，加强水利建设，凸显了政府角色在农村用水管理中的重要性。本文从农村用水的属性和政府角色变迁两个角度，强调政府角色在农村用水管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分析了当前农村用水现状与政府角色失败的内在联系，指出在转型时期多元主体兴起的新形势下，政府应当在治理理念指导下逐步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农村用水公共行动网络。最后，本文强调了政府要在制度层面、统筹规划、服务和监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缓解当前农村的用水危机。     

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

农村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走出农村法治建设困境,加快农村法治建设进程,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努力：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破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尊重农民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政府协调、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农村法治建设格局,进一步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工作,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利益,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新农村视野下的新型农民教育体系构建

构建新型的农民教育体系,是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目前的农村教育结构单一,主体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农村成人教育十分薄弱,严重偏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要走出这种困境,关键在于寻求观念、管理体制、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从而实现农村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     

关于服务业支持"三农"问题的思考

服务业支持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以支持农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和保护农村服务市场体系;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市场无力解决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交通等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承担责任。     

角色转换:参与式农村发展的重要理念

参与式发展理论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它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常规式到参与式农村发展中,政府、专家和农民三大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我国农村发展的实践中,积极促进这种转变,调动各发展角色多方位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农村的持续和谐发展。     

我国BOT中城市政府管理困境的反思与出路

反思基础设施BOT模式中城市政府管理的困境,探寻城市政府管理出路,科学定位城市政府角色:特许权授予者、管制者和支持者三种角色,并明确定位三种不同角色下的具体职能。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有利于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准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数字治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高,数据治理主体单一、多方协同不足,人才培养滞后、发展瓶颈凸显等现实困境。政府部门需要树牢数字治理思维、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把握数字治理规律、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走出风险投资认识误区,正确定位政府管理职能

目前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中存在着两大认识误区 :一是将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变成了政府对风险投资项目的直接包办。存在着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动风险投资的倾向。二是误认为建立了风险投资机构就等于建立了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融资方式 ,而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体系。必须从推进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发育的高度 ,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政府应该从完善法规、创造环境、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市场机制等方面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战略的构建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是响应国家"互联网+"战略,将农村农业生产、流通和消费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将电子商务应用于扶贫开发工作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扶贫方式,是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2015年,电商扶贫已成为国务院扶贫办着力推进实施的精准扶贫十项工程之一,发展空间巨大,发展态势喜人。贵州省顺应趋势,积极推动电商扶贫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存在政策制度不完善、区域统筹协调难度大、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农村物流体系薄弱、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必须创新性地、科学合理地构建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推进体系、基础体系和支持体系"三位一体"的战略模式,克服电商扶贫困境,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管治困境——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

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社会委托方之间,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角色的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群体。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存在治理悖论与困境,并衍生诸多问题。本文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探析政府的管治困境、成因及可行性改善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角色转换的困境与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力军,也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急先锋。这个群体虽然具备市民化的一些优势,但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在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的困境:地位与角色分离,角色支持不足,角色紧张与冲突,角色差距等。基于角色与个体关系的角度,加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角色转换步伐,需要政府制度的实质改革、城市居民大力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努力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努力。     

拆迁移民对基层政府行为的心理认同探究——以扬州市A村为例

以扬州市A村为例,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分析基层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应然与实然行为及拆迁移民对基层政府行为的心理认同困境。基层政府需要完善自身行为,从角色和职能定位、政策制度、监督多元化等角度入手,着力提高拆迁移民满意度和认同感。     

农村公益校车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农村公益校车供给是各个主体在外部环境约束下,根据自身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选择的博弈。农村公益校车供给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家长三个博弈主体,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家长与家长以及地方政府与家长之间的三组博弈。这三个博弈主体的个体理性将导致集体非理性,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从而使农村公益校车供给陷入"囚徒困境"。这种情况证实了地方政府承担农村公益校车供给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承担起相应责任来化解这一困境。     

英国“公共服务协议”治理方式解析

1997 ～ 2010年英国政府创建“公共服务协议”(Public Service Agreement)以推动“协同式”的整体性政府改革,通过财政预算制度与绩效目标体系相挂钩的制度化协作方式,提高政府效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然而,公共服务协议同时存在包括中央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张力和目标体系模糊性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