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

容闳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经过十六年的酝酿和努力 ,他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终于付诸实施 ,但十年后以中途夭折而告终。这除了与当时国内外大环境有关之外 ,也与时代造成容闳的双重人格有着密切关系。但是 ,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影响并没有随其夭折而停滞 ,它为中国近代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 ,对之后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特点初探

宪政民主虽然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但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文明成果，经过人类在20世纪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普遍现象。近代中国被强力纳入世界体系之后，“宪政民主”就循着“西体中用”的思路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武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政治文化。由“用”而“体”，蕴含着由封建王朝体制到社会主义的人民宪政民主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成熟性和独创性相互交织。本文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八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而阐述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走出中国法律近代化“艰巨性”的误区——学会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中国法律问题

中国不具备西方当时法律近代化进程时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品质与近代化法律品质是相悖的。相反,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中的“和平”、“统一”、“道德”性和“包容”性,与近代法律品质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更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超越。另外,中国法律的道德化传统使人们始终能够认清个人与他人之间是不可或缺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边缘人”的苦恼——论容闳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的角色

容闳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倡导者和承袭至今的中国留学潮流的滥觞者,是耸立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一座丰碑。他首次开创了近代中国较全面的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一生既致力于"西学东渐",同时也辛劳于"东学西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现状述评

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在中西方分别展开，并在近代以后形成交集。国外现代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理论的发展，是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困扰进行理论反思的紧密结合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和国外城市营销等理论资源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理论的繁荣。虽然存在综合性、原创性理论研究不足，受到“经济导向”、“利益导向”等错误倾向干扰，但有中国新型城镇化生动丰富的实践作为养料，有更加成熟宏大的理论研究队伍的支撑，国内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理论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巡捕与警察——论我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

警察，是指依据国家法律，以强制手段维护公共秩序、社会安全的行政武装力量，也指构成这种力量的人员。最早出现中国领域内的警察人员是上海租界里的巡捕，这是中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虽然它不归属于中国主权，但其作为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警察制度的窗口，对国人认识西方警察起到了促进作用。维新人士黄连宪是我国近代首次使用“警察”词语的人。     

中国近代侦查历史特点研究

中国近代侦查历史在其发展的短短几十年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建立的基础上，外国先进的侦查理念、侦查技术开始受到了当政者的重视；侦查组织第一次改变了“军警不分”、“警政不分”的状况，开始进入了专业化建设的轨道，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近代侦查教育填补了古代侦查教育留下的空白。开启了中国近代侦查教育的先河；刑事科学技术开始受到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重视，并在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对于完整地把握整个中国侦查历史发展的脉络，更好地研究现代中国侦查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及实践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以历史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资产阶级宪政主张,并且积极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其君主立宪思想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对中国近代宪政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构建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已有充分条件进行构建。其根据在于：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共同的学术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中国哲学密切结合产生的学术新说，它在长期发展中已经有了系统性，奠定了成为学科的坚实基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要坚持尊重思想客体的原则，总结历史发展的原则，合理逻辑整合的原则，多样化中趋同的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把“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统一起来的新实践论，其展开的主线依次是以中国这个现实世界为对象的实践论的世界观，以中国的改造和中国人民自我改造之统一为实质的“广义认识论”，以引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新历史为使命的“历史创造论”。     

中国近代宪政实践的困境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宪政实践因政治浪漫主义而陷入认识困境,因工具理性而陷入宪政价值的贫困,因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而陷入宪政运行的苦境。近代中国的宪政梦虽然一再破灭,但却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并成为当今和未来中国走向宪政文明之路的基础性资源。     

社会主义实践世纪的回眸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由此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的“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建设实践形态。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社会主义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更新”存在的形式,才能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社会主义实践世纪的回眸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开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由此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的“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建设实践形态。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社会主义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现实条件的改变而“更新”存在的形式,才能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从“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及启示

从“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过程，从传播学的视角检视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得出：中国历史上自古就存在“中国化”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质的飞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出。这一历程的实现，既源于外来文化传播的历史铺垫，又实现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近代中国国情对革命理论苦苦追寻的深刻回应，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起到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样极为关键。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更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从而得出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础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础包括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历史，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历史基础。马列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发展与实践则奠定了实践基础。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础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础包括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历史，构成了理论体系的历史基础。马列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发展与实践则奠定了实践基础。     

指向治国理政的国家能力研究：以现实为观照

国家能力本来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却有了纯粹作为概念研究、脱离指导实践的研究倾向，这背离了国家理论诞生的初衷，国家能力研究应该立足于治国理政而彰显其价值。从历时维度上厘清国家能力研究脉络可以发现，现代化研究中“国家”这一关键角色历经了“发现”“祛除”“回归”与“再消失”,即国家能力源自“后发”国家赶超发展的现实需要，但很多时候仅停留于学术概念之中甚至淹没于治理理念中。作为一种因时因地的实践性知识，纯粹概念研究层面上的国家能力理论无法真正实现其治国理政的指导性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因为“致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国家能力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并行不悖，这彰显了中国历史与实践的理论富矿意义。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二是学者占有文献资料的侧重点不同或各人理解问题的     

淡建立中国式民主话语权地位问题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确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民主话语权争议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中国式民主”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民族、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检验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形式好坏的标准是政党执政的实践。建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从西方民主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二要加强舆论引导能力，三要加强“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和宣传，四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近代中国移植日本银行法论略

1872年日本开始了银行法律体系的建设,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中国银行法在立法思想、法律体例、法律适用等方面处处可见日本法的因素。通过移植而建的银行法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促进了中国法制的现代转型。但同时也存在立法超前、脱离实践等弊端。近代约四十年的立法进程,为当代金融法律体系的移植与构建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借鉴。     

从大历史视野看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历史分期

从大历史视野来看,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实践的历史就是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探索实践和发展成型的历史。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政党思想理论制度全面内化为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和制度,在外来文化制度本土化过程中贯通儒释道、兼容中西马,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政党理论体系。其内在运行逻辑就是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坚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相结合,在推陈出新中实现外来思想文化制度中国化与现代化。从中西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格局中,以中国与西方比较、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才能理清中国政党制度从实践探索到发展完善成型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