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

20世纪90年代俄美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和合作与竞争期之后,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地区问题及双边关系诸多领域矛盾和分歧叠现,相互之间的正面较量和冲突达到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俄罗斯为维护自身安全,不得不调整其对美政策和安全战略:政治上强烈反对北约新战略及北约东扩;军事上加强防范和威慑力量;加强对独联体外交力度,对东欧国家“诱压并举”;以战略伙伴关系拉紧亚太重点国家;调整俄罗斯安全战略。未来的俄美关系中战略利益的冲撞还会增多,但由于对抗有损两国的根本利益,加之俄美互有需求,俄无力和无意与美全面对抗,俄美关系将呈现斗争与合作相互交织的基本态势。     

“9．11”之后俄美关系的发展与走向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准备建立世界性的反恐联盟。这个事件为俄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不但在军事上帮助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甚至作出巨大的地缘让步,向美国敞开了中亚的大门。这是普京为改善俄美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但这是伴随着俄罗斯要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俄罗斯在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要求美国在关系俄罗斯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一、“9.11”之后的俄美关系。首先,关于西方国家对待车臣恐怖主义的问题。车…     

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博弈

外高加索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而且蕴藏有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9.11＂事件后,美国携北约进入该区域,俄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加剧,其背后不乏出于控制里海能源和管道走向的战略考量。俄罗斯力求维持传统优势,力图获得对关键能源设施的控制权;美国则竭力重塑地区能源格局,将能源问题与国家安全、对外战略和地缘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试图打破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垄断。俄美两国针对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以及两国间围绕油气运输路线所展开的外交博弈,表明俄美＂管道外交＂受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利益的驱使,必将对该地区形势、俄与美欧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俄美关系变化的两国国内因素分析

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再到缓和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影响俄美关系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俄美两国的国内因素。俄罗斯国内政局的变化、大俄罗斯主义传统及反美情绪的高涨、俄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是影响俄美关系的国内主要因素;而美国国内政治、冷战思维、全球战略是影响俄美关系的国内主要因素。     

俄美“新对抗”时期的中国“双向外交”

中美俄三边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最受瞩目的三边关系,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都将对第三方对外政策造成重大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缓冲地带,俄美双方针对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问题展开"拉锯战"。作为俄美争执的第三方,中国应借此"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深化与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努力构建与美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满足自身安全、发展需求的同时,承担大国责任,推进俄美双方以"不对抗"、"非军事"的方式和平解决利益纠纷,促进世界继续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     

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

中亚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地位十分重要。冷战后,中美俄战略博弈在中亚体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中美俄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通过比较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和中国的"西进"战略,文章认为中美俄博弈从不同的方向将中亚与周边相连,将促成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相比美俄,中国的"西进"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具有独特的优势,只要政策运用得当,顺势而为、保持耐心,中国参与中亚博弈的前景光明。     

试析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变化及其原因

面对反恐战争的烂摊子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奥巴马政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交政策一如其在总统选举提出的“变革”旗号，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2009年奥巴马在加纳议会的演讲将美非关系重新定义为“基于共同承担责任和相互尊重基础”的伙伴关系，并确立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时首次出台“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并调整了对非合作重点领域。奥巴马当选连任后即对非洲三国进行访问，体现了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总体地位有所提高。其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安全、经济和国际竞争层面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所致。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俄罗斯欧亚主义哲学及其对华安全理念—地缘政治视角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受其战略文化的指引，它同中国的安全关系受其民族文化和外交哲学的影响。俄罗斯在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上，常常受到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成为指导俄罗斯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哲学理念。冷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和波动之后，相对折中的欧亚主义在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中占据优势地位，俄政府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对俄罗斯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待，强调同中国的安全合作，这对俄中双方带来了共同的安全利益。     

战略偏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迷思”

2016年以来,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过度防范且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战略竞争政策,究其实质在于美国国内持续蔓延的“中国迷思”促成了对华战略偏好的转变。出于霸权护持的目的,美国以“中国迷思”为载体,在安全领域夸大中美安全稀缺,在经济领域强调相对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标定中国的异质属性,在中美关系尚存妥协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遏制。社会环境、战略文化等背景性因素和国内政治联盟、智库、大众传媒及联邦政府等进程性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在系统效应的裹挟下共同推动对华“迷思”不断强化。“中国迷思”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价值取向、威胁认知、利益排序和手段选择,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偏好从防御转向进攻,从保守转向激进,从合作转向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