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刑事证据视野下的具体行政行为探究

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审查,应基于刑事证据审查标准,合理尊重其公定力,形式审查为主,以审慎态度进行实质审查,并把握不以司法裁判代替行政意志之基本原则。基于对公平正义及司法独立价值的追求,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效力的否定,不受该行政行为是否被撤销所羁束,司法机关有权以查明的事实,据实认定。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诉求

在现代社会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是审判机关所垄断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刑事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社会控制是这种国家权力的一种基本功能.相应地,刑事判决也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社会控制机制的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刑事判决强制力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刑事判决能否得到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等)的认同和服从.因此,刑事判决必须获得合法性.     

通过程序弥合知识的鸿沟——论科学证据对刑事审判的挑战及应对

由于裁判者所具备的知识基本属于常识范畴，而对科学证据的审判断则需要专业技术知识，这正是科学证据能够不断对刑事审判提出挑战的内在原因。两大法系应对挑战的共同途径即是以保障裁判的正当性为基本目标，通过程序的完善来弥合知识的鸿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严重影响到全国大人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和执行。因此，应以保障刑事审判的正当性为目标，改革相关程序，完善我国的刑事鉴定制度。     

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之路

过于注重惩罚的公法建构,虽使刑法满足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却漠视了被害恢复的积极价值。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异军突起、社会效果的日渐重视以及私法精神对正统刑法的反攻,刑法私法化模式逐步成型:因刑事和解与二元化犯罪模式能够实现恢复被害和预防犯罪之双重目的,已成为当代刑法私法化的基本类型。其中,固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明确基本类型及其适用对象,把刑法谦抑作为判断基准,就是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的基本路向。     

从刑民实体判断看交叉案件的诉讼处理机制

鉴于刑民实体关系的处理对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审理顺序的直接影响,刑民交叉案件应当坚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考察。在交叉案件的实体判断中,法秩序的统一不在于保持违法概念、违法判断的一致,而在于维护"合法"判断一致。强行将民事违法性作为刑事违法的判断前提,极有可能想当然地以合同无效、过错等充实尚无定论的民事违法性,反而导致了刑事违法判断的"失真"。在交叉案件的审理中,裁判的统一是客观事实的最大限度统一而非客观事实和法律评价的完全一致。贯彻了违法判断(相对)独立性的"刑民并行"模式既尊重了审判的独立性,也有助于避免因案件受理顺序的不同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同,是更为合理、高效的诉讼处理机制。但是,当刑民审判存在先决关系时,作为交叉案件审理例外模式的"先刑后民"和"先民后刑"具有一定妥当性。     

论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之有限公开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就未成年人刑事判决宣告方式做特别规定,这一法律漏洞致使未成年人刑事判决只能适用成年人模式即公开宣告,但公开宣判方式不符合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和少年司法矫正之宗旨,因此,急需通过法律修订以填补法律漏洞。修改时,需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宣告和判决文书网络公开之法律规定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量。为了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公众知情权和司法监督等诸价值之平衡,未成年人刑事判决应当有限公开,即未成年人刑事判决宣告原则上实行不公开主义,无罪判决可申请公开;未成年人刑事判决文书采用隐去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网络有限公开模式。     

死刑案件中证据审查与采信的反思

刑事诉讼中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也就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犯罪构成的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此,应确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和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并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于防止死刑案件中的误判误杀,坚持“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犯罪概念的哲学思考

犯罪概念理论经历了从形式的概念到实质的概念,又从实质的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概念,再从统一的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分裂的概念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成为刑法学的一大困惑。在这个问题上,外国刑法学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论,而中国刑法学则滑向了形而上学唯物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外刑法学都只是孤立、片面、静止地研究犯罪概念,不了解概念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犯罪概念是由先于刑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刑法的任务不在于解决犯罪概念问题,而在于运用已先于自己而存在的犯罪概念来作出判断。刑事司法的任务是在刑法判断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理。犯罪概念的形成、运用犯罪概念所进行的刑法判断、以及运用犯罪概念和刑法判断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推理,是犯罪概念运动的一个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作为一个概念它是统一的,不存在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之分,也不存在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     

论广东街面“两抢一盗”犯罪的精确打击

严厉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活动,是当前公安中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两抢一盗”犯罪情报信息研判,精确获取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证据,实施精确打击,是“专项整治”遏制“两抢一盗”犯罪的需要,是提高办案质量和对犯罪人员的打击处理率的重要保证,是公安机关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这场战役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准,也是我们当前加强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是基于人生来无罪、也无犯罪基因这一常态而作出的一种假定。刑事诉讼程序是以证据为依据的动态逻辑证明过程并以证据为核心构件,因而,无罪推定原则在证据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在证据法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具体规则：证据裁判主义、非法证据材料排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支配下的刑事诉讼证明与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     

从相互协助到相互承认——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变迁探析

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建立在两个不同原则上,一是传统的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一是1999年坦佩雷会议后,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这两种立法在欧盟范围内并存。从未来发展看,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立法将逐步取代相互协助基础上的立法。欧盟理事会2008年12月通过的《欧盟证据令》是欧盟在相互承认基础上取代原有刑事取证立法的第一步,对原有立法进行了制度性革新。欧盟刑事取证立法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在相互承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侦查实验笔录简论

侦查实验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在模拟案件原有条件基础上所设计、实施的．旨在查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存在、发生的可能性或其状态、过程的法科学活动。侦查实验笔录是侦查实验过程及结论的载体．是侦查人员按照法定格式制作的,用于描述和证明实验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状况的书面记录。在证据法学视野内...     

英美刑法中的近因判断及其启示

在英美刑法中,近因判断是在事实原因判断之后对结果可否归属于行为所进行的规范性判断,本质上是一个基于价值判断的归责过程,是因果关系判断的核心问题。"可预见性标准"是近因判断的核心标准,它彰显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不仅具有教义学上的可操作性,而且还具有能够容纳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英美刑法在因果关系判断中区分归因与归责,将归责判断归属于因果关系范畴和以"可预见性标准"作为归责判断的核心标准,值得我们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重构中借鉴。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是提高诉讼效率的关键

市场经济中的效益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有所反映。刑事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理,是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这一改革措施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其适用条件及启动程序提出明确的要求,而且对在庭前准备阶段、证据展示、具体的庭审及简化判决文书等方面也要做具体操作的设计。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问题

控审分离原则的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裁判者的中立,防止追诉权的滥用,从而强化辩护职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配合制约”原则的影响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控审不分现象极其普遍,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应当通过程序的完善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进行矫正。     

实质刑法解释合理实现的程序性论证规则

刑法解释是研究中国刑事法治形成的重要题域。以程序与议论为双轨的实质刑法解释论是超越主观主义解释论与客观主义解释论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它通过程序与议论、对话与论证在交谈意义的合理性上来实现刑法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刑法解释主体的地位,废除《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取消法官错案追究制,建立判决书说理制度,都是围绕如何构造一个平等、自由、不受强制的议论场域而设计的程序规则,以保障实质刑法解释的合理实现。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The Criminal Trial,the Rule of Law and the Exclusion of Unlawfully Obtained Evidence

If the criminal trial is aimed simply at ascertaining the truth of a criminal charge, it is inherently problematic to prevent the prosecution from adducing relevant evidence on the ground of its unlawful provenance.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starting premise by replacing the epistemic focus with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t offers a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for the exclusion of unlawfully obtained evidence that is rooted in a theor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s a process of holding the executive to the rule of law. On this theory, it is the admission rather than exclusion of such evidence that is inherently problematic.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theory and others that are in currency will be noted, as will its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论客观性证据审查应用模式

构建客观性证据审查应用模式,在证明事实的刑事司法证明活动中,以客观性证据为审查重心,凭借其可靠的稳定性和关联性的证据特性,确证案件基础事实,并优先运用客观性证据进而引导全案证据审查判断形成梯次递进的结构性事实的证明体系,通过逐次验证各项犯罪事实要素来确证整个犯罪事实。客观性证据审查应用模式避免了以口供为主导的审查模式缺陷,具有发现证据上的矛盾和事实疑点的能力,在防止错案发生上有滤错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应建立起保证模式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办法,确立适用规则,从制度上落实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