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有广义、狭义之分,面对寻衅滋事罪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应对本罪中的“公共场所”及该罪司法解释中的“公共秩序”作合理的限制解释。广义的公共场所包含网络公共领域,狭义的公共场所不包含网络公共领域。寻衅滋事罪的“起哄闹事”行为可以发生在广义的公共产所,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仅指狭义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通过这种限制解释,扭转本罪扩大化适用的境遇。     

扒窃犯罪的法律适用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而非司法解释的层面将扒窃“入刑”,加大了对扒窃这一多发性盗窃犯罪的打击力度,拓宽了对盗窃罪的打击范围.由于没有出台相关细则,司法实践中扒窃罪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对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刑法修正案(八)》扒窃行为适用的理解

成立扒窃必须具备两方面特征:空间特征和对象特征,认定扒窃不需要以携带凶器为限制,但如果扒窃一律入刑,将给一线办案工作带来极大压力,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解释,以规范、统一入刑标准,对扒窃入刑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     

扒窃型盗窃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近年来扒窃案件发案率持续增加,且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惯犯作案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扒窃写入刑法,从犯罪形态、停止形态、定罪量刑这三个角度出发对扒窃型盗窃罪进行司法认定研究,以此有效解决扒窃入刑后标准模糊、界限不明等争议。     

关于扒窃型盗窃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扒窃型盗窃罪于2011年得到《刑法修正案(八)》认可,是司法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难之处,造成了定罪量刑认定的困惑。从扒窃型盗窃罪的定性入手,对公共场所对扒窃型盗窃罪成立的作用、不得重复评价原则在扒窃后转化型抢劫罪之认定中的适用、法院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自动投案的行为认定等六方面疑难问题加以解析,有利于司法实践。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变造货币罪之司法适用探析

1997年刑法吸收单行刑法的规定增设了变造货币罪。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把握本罪司法认定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数形态等相关问题;明晰本罪的刑罚适用。     

扒窃行为的司法认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日益增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降低民众社会安全感。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增加三种盗窃罪情形,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但是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中这个顿号含义的不同理解造成司法实践对＂扒窃＂案件处理的不一。对此,无论从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入手还是回归立法本意,都应理解为有＂扒窃＂行为即可入罪,而不需要＂携带凶器＂等附加条件。     

阐明权的司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类似＂告知＂、＂说明＂的条文有多处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司法机关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法官行使阐明权的法律制度。文章对阐明权的行使范围、原则、方式、阶段和不当行使的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首先在于淡化其历时已久的权力光环 ,还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手段的本来面目。审判权与检察权在司法性质上确有差异 ,基于案件裁判的客观要求 ,我国司法解释应定位在一级多元的层次上 ;应更多地关注法官裁判案件时的“职权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公报的案例 ,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界定在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 ,合理地运用其拾遗补缺的功能完善现行法律。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司法认定——兼评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最新司法解释

正确认定恶意透支,要注意以下问题：超额超期透支的理解、发卡行催收行为的界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恶意透支主体的确定及“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现等。最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了恶意透支行为的认定标准,在诸多要素上有了新的规定,但在数额标准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盗窃罪最新司法解释的理解与评析

盗窃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破解了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方面的诸多问题,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新解释阐明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概念及内涵,并对盗窃数额的认定方式进行修正,对指导执法办案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研究

对于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所出现的冲突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检察解释权的存在合理性,而在于从权力体制上明确两者的权力属性.针对两种解释权力的联合所出现的司法权的混乱,我们应当提倡司法解释权力行使的独立原则.     

论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关系

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对保障法律统一适用,促进法律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指导性案例对弥补司法解释的缺陷的补充,司法解释对指导性案倒的促进和后盾作用,使得二者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实践中都得以完美的契合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共同推动法律统一使用的事业。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对司法解释的法理思考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司法解释无疑在我国的审判实践和理论架构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制度性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又遭受着侵蚀立法权、干扰法官独立的非难,这一现状使得我们对其建构应当有重新的认识和定位。     

论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协调

目前,我国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其既有法律制度的因素,也有部门的因素和实践的因素。解决二者的失谐,必须实现刑法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以及立法解释的经常化,而最根本的措施则是要完善制度、加强协调、强化监督。     

关于“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若干思考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是我国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第一个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乃至整个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具有积极意义。从法律适用角度,该司法解释既有创新,也存在一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