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满意度调查报告

本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满意度"问卷调查,选取了我国部分地区人们对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态的满意态度。调查结果从总体上看,人们通过比较自己与他人、付出与收获、农村与城市等方面,对政府的作为有着基本的认同与满意度评价,产生了较为合理的纳税意愿,以及愿意以服兵役形式承担服务成本等意愿。而且对于今年频发的公共食品安全等问题,公民对于政府监管力度的需求反应强烈,这些不仅是民生关注的重点,也自然成为政府责任所在。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应问题研究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谋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是地方财力的均等化,但地方财力均等化并不直接带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应体制和机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应有效率并且高质量。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不等于政府需要全部由自己来生产这些公共产品,可构建可抉择的公共服务供应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应多元参与和动态管理。     

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尽可能大致均等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使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实现。在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公共服务分配严重失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应该着重建立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健全义务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于健全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的关键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传统观点认为,地方经济或财政实力决定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是,我们认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信息沟通、电子政务技术等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更具影响力。在公共治理理论框架下,本文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综合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实现路径。     

试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基础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是党的决议中所提及的政策性义务或道义性义务，更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既是一项国际法义务，也是一项宪法义务。为了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应该构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法制体系，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法律关系，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本质要求与维护正当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制原则的协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五大挑战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后，各地都进行了有效探索。当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存在五大挑战：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与历史旧欠、公众对政府高期望值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变迁与既得利益群体、治理机制与社会发育、人力资源配置与市场效益等。     

实现灭火救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从中关两起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比较谈起

比较中美两起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分析两国城乡差异化的灭火救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论证市场机制不可能提供可靠的灭火救援服务，地方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责的缺位和不作为是“见火不救”的根本原因，提出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慎用市场化工具，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灭火救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路径。     

努力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先行区

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先行区”，并将“创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先行区取得显著成效”纳入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这是新时期促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海南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海南省委、省政府对877万海南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     

公共服务导向中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之研究

20世纪末以来,公共服务导向日益影响西方各国政府。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一导向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形式逐渐在政府的治理理念中得以凸显:党的十六大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七大报告中将公共服务均等化列为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公共服务导向运用于我国时(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明晰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并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在二者上的职责。     

让所有人共享基本公民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按照"基本、平等、普遍、均衡"的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为全体公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而浙江从实践层面整体、深入地推进,在全国尚属首例.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