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解读

对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着相关的争议,我们不能单纯以的存在即合理的态度来评定但书的存在,而是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来分别评定但书存在的合理性等相关问题。本文针对学术界的争论提出了笔者个人的观点,同时对于但书的存在价值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 ,因之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但近期以来 ,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对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质疑和挑战 ,对社会危害性的批评几成一边倒之情势。以刑法第1 3条但书为切入点 ,可以论证但书与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一致性 ,并认识到应该善待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新解——兼论但书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展开

规范刑法学的范畴内,遵循司法刑法学的逻辑要求,作为犯罪司法概念的《刑法》第13条,应该是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犯罪概念,前段是体现形式理性的刑事违法性的积极、类型化判断,而但书则是体现实质理性的社会危害性消极、个别化判断。因此,但书不仅仅是轻微违法的阻却事由,而且应当包含相当于三阶层体系中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的全部内容。     

对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解读

《刑法》第13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但是，对于该条“但书”的内容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书的规定，涉及到刑法所有罪名，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价值。本文试就但书具体适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浅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适用标准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标准、危害不大的概念及两者关系并未作解释,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应用。     

以被害人为视角谈赔偿为刑法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

赔偿是否能够作为新的惩罚形式,在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发展成为刑法的"第三条道路"?罗克辛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对赔偿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对赔偿方式的优劣进行分析,借以论述将其列为刑法"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开篇即将赔偿限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之下,进而以被害人和罪犯的和解为赔偿适用的前提,并且探索式地提出金钱赔偿和行为赔偿并举的方式。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渊源及含义之新探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司法中适用混乱、标准不一;最近几年,在理论界有些学者也主张尽量不要适用但书,在犯罪概念与但书的关系上异议颇大,在犯罪构成与但书的关系上厘定不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在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下,重新新探讨第13条但书的渊源及含义。     

关注刑法的人伦精神——以新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为视角

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 ,对亲伦关系的法律保护在中国历朝的法律规定中都有所体现。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理念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却销声匿迹了。“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古老的法律格言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刑法的人伦精神     

赌博立法之完善--以《刑法》第303条为视角

关于赌博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可谓由来已久,我们法律对于赌博行为进行了区别规定。《刑法》第303条的完善应从多方面着手。本文认为赌博为业行为认定困难并且存在法理的冲突,因此不应该在刑法中规定本情形为犯罪。由于单位开设赌场的行为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主体方面有必要增设单位犯,将“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罪,从重处罚”单独列为一款,有利于增强罪名的体系性。     

韩国刑法不能犯之探究——以韩国刑法第27条为核心

韩国刑法第27条在"不能犯"标题之下明确规定了不能犯可罚的内容。据此,行为"不可能发生结果"和具备"危险性"成为韩国不能犯的结构特点。前一特点与可罚的障碍未遂相区别,只能进行"事后判断";后一特点与不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只能进行"事前判断",且在具体的判断上,通说主张"具体的危险说"。     

刑法第20条第3款与第1款关系研究——兼论第20条第3款条款的意义

1997年刑法修订，正当防卫制度被列为十大焦点问题之一纳入立法者的视野，为了更好地维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并鼓励公民自觉与犯罪活动作斗争，立法者可谓殚精竭虑。然而，刑法实施多年以来，学界及实务界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特别是刑法第20条第3款(以下简称第3款)的性质问题认识不一，聚……     

对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理解与适用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法律拟制,其构成要件与法定盗窃罪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因此其着手和既未遂的认定以及共同犯罪、错误问题具有特殊性。     

《刑法》第100条之我见

从刑法体系及条文结构、内容上对《刑法》第１００条进行分析，认为该条于刑法体系而言不太和谐，于法理而言也无很好的依据。     

“罪名“与“犯罪行为“之辨——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解读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有人认为是八种犯罪行为。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能够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站在成文刑法的特点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上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去的行为。     

入罪与出罪:我国《刑法》第13条的功能解构

对我国《刑法》第13条"前段"和"但书"的定位,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现有的研究或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或不能妥当解释"前段"与"但书"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应分别从立法和司法层面理解"前段"和"但书"的内容,即在将"前段"解释为立法层面要求的前提下,借助刑事责任理论将"但书"解读为刑事责任实现后的出罪权。如此理解,不仅能为刑法修改完善提供法律根据,也能在增强刑法积极一般预防作用的同时,限制刑法立法权。"但书"的核心在于将刑事责任已经实现的案件,及时从刑事司法程序中"解脱"出来,该权力的运用既不会破坏犯罪构成的定型性功能,也不会助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正当利益条款的中国法构造——基于《民法典》第998条

正当利益条款为纷繁复杂的价值及利益冲突留下必要的缓和空间,这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通过构建"抖音案"的请求权规范链条可以发现,《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的直接规定难以容纳个体性商业利益,有必要确立正当利益条款。作为对侵害非物质性人格权责任认定的一般规定,《民法典》第998条与正当利益条款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在内容上互为补充,由此即可形成我国的正当利益条款。落实到个案裁判,应区分价值及利益冲突与具体考量因素两个层次,并注重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权衡方法达致更为合乎理性的结论。借此,不仅能重构和修正"抖音案"的裁判理由,而且能完整呈现正当利益条款的中国法构造。     

被教唆者刑事责任新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解析

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应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来理解,而共同故意犯罪需把形成共同故意作为前提.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所包括的情形有:被教唆者没有将被教唆的罪实施达到既遂;被教唆者接受教唆者的教唆,但实施了不同于被教唆之罪的犯罪;被教唆者受到教唆者的教唆,产生了实施有别于被教唆之罪的犯意.对教唆者从减处罚的理由在于整个共同犯罪的罪行未完成.     

对《刑诉法》第一百二十条医学鉴定问题的商榷

鉴定结论是诉讼证据之一,修改后的《刑诉法》把人身伤害重新鉴定的权利交给了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以至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造成了鉴定程序和范围的混乱。本文就省人民政府指定医院医学鉴定的概念及其职责范围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旨在如何理顺、规范司法鉴定工作,为司法实践提供科学、客观的证据。     

《民法典》夫妻债务条款的不足与应对

《民法典》第1064条关于夫妻债务的条款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条款原来只针对夫妻对外关系,上升为法律条文后同时适用于夫妻对内和对外关系,即“内外同一”模式。由于债权人不易了解夫妻内部情况,这种做法较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对此可以通过适当放宽债权人举证责任和强化法院职权探知予以应对。该条文从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条文时与第1089条的衔接不够顺畅,遗漏了夫妻中举债一方的举证责任,应予补充。在内容上,该条第1款和第2款都出现“共同意思表示”,鉴于该条款的法理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建议将第1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签订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将第2款的“共同意思表示”解释为表见代理。此外,条文中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建议对其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eds a New Criminal Code

The 1996 Criminal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C RF] is very incomplete, a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many of its statutes. For instance, Article 2, Part 1, in defining the purpose of the code, cites the social values safeguarded by criminal law in a sequence corresponding to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property, public order, public safety,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