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维度

解构主义政治哲学主张要从以国家统治权为中心的现代宏观权力转向多元的微观权力,从以阶级为主体的中心反抗转向多元微观的非中心反抗,从元叙事的现代同一政治转向小叙事的差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主题维度的这些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讲政治".     

透过"权力的眼睛"的理性批判思想

福柯透过"权力的眼睛"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普遍性,并断言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圆形监狱".通过分析理性霸权地位的发生历史及知识--权力的联系,他批判了理性对他者甚至主体本身的压制,并试图提出一条通过话语政治和生物政治来瓦解、抵抗理性霸权的道路.在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上,他和马克思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实现道路上,二者又迥然不同.他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有不公正的地方.     

政治责任的逻辑与实现

现代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它要求政治责任必须得到实现。政治责任实现的基本条件是权力制约与政务公开。评判政治责任是否实现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理性地看待政治责任主体的行为效果或后果。     

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政治存在"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

从政治哲学理性层面提出"政治存在"基本范畴,认为政治存在与政治意识相对而言,是标志人类政治生活物质方面和物质过程的总和.政治存在具有自身的三维结构,政治主体、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是政治存在的三大维度.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政治主体多元化、政治活动国际化和政治关系民族化,是政治存在发展的基本规律.     

论政治价值的基本功能

政治价值是政治主体实践活动的结果,但它一经产生又会反作用于政治主体实践,并产生推动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在政治主体实践中,政治价值通过政治价值实践发挥其现实改造与政治发展的基本功能,通过政治价值意识发挥其理性反思与价值导向的基本功能,进而通过理论运思形成政治价值范畴,发挥其理性概括与理论建构功能。     

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理论构建

本文是一项规范性理论研究,超越于现有公共决策理论的个体理性基础,基于现代哲学的公共理性而建构了一个公共理性决策模型,重点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内涵以及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性质、构成主体、决策方式、应用性条件以及它在决策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之处。在理论上证明了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可以实现公共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内在融合,从而使得公共决策结果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价值要求,并认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对于消弭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可能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规范性的理论启示意义。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政治性理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适用边界及其操作化问题有待进一步理论探讨,它也有待于实证检验及修正。     

解构主义多元政治论研究

本文在对解构主义这一当代主要思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了该思潮的政治意义，尤其阐述了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论，并对解构主义的政治理论作了简要的评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学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实际运用还很少.它在我国政治学中适用性到底怎样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自身特性的视角探讨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它在我国政治学中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局限性又限制了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运用.因此,对于中国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长处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

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形成是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及相关因素的"三位一体"互动过程,政治认同主体是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社会存在性是政治认同主体的基本特质,其具有一定的利益与意义追求,并集理性和非理性于一体。政治认同对象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个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政治认同主体从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和实践(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体现着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状态。     

“关系理性”与人的解放

从哲学视角看,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换是现代性兴起的内在根据,然而主观理性使个体"实体化"为主—客单向的"独白式主体",导致个体对立以及共同性瓦解。关系理性是走出这一困境、通往人类新型理性的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系理性自觉的当代表现,它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实现了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双重超越。在"关系理性"照耀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路径体现在:一方面,变"唯我性"的孤立主体为"利他性"的交互性主体,消融个体间冲突;另一方面,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     

论"最佳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

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这对于绩效评估的客观、公平和公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必须具备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成熟的政治理性以及评估成本低廉性等方面的特性要求.第三部门应是"最佳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     

文化全球化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性文化精神的确立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状况确立自身的文化精神。当今,处于文化全球化下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共时存在的文化发展形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内部紊乱和失调的倾向,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角度分析,其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精神文化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应将理性文化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精神,并确立其具体内容和发展尺度,从而保证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性文化精神的有益形成和发展。     

理性政治——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选择

理性政治具有正义性的逻辑前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公民性的价值坐标、法治性的运行机制等四重理性内涵。作为现代成熟的政治模式,切合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民众共同政治信仰缺失、党民天然情感淡化、民众政治诉求日趋理性、执政主体人性软弱等执政困境和挑战的破解难题需求,是中国共产党稳固政权、长久执政的必然选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意识上的宽容，政治制度上的制衡，以及行为运作上的程序理性或形式理性，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合理内容，并有效地形成了应对现代社会既日趋多样化又有机整合的框架，这一框架的具体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它使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不仅缩小了特权阶层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但要使它成为现实的制度，则必须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其中     

《现代政治学概论》评介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从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转变.李元书主编的《现代政治学概论》就是转变过程中一部有创意的著作,其主要特点是:1.理论体系新.该书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和主线,分为总论、政治主体、政治工具、政治行为、政治规模和政治文化5编.第一编分析和阐述了现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学的内涵、特点,阐述了贯穿全书的两个基本元素:政治权力和研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法论——政治系统论.第二至五编分别阐述了政治权力的掌握和运用者:政治主体;政治主体实现政治目的的组织形     

当代西方文化政治之争审视

以法国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潮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与解构。使这一文化之争超越了"文本革命"的范畴,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本文着重分析这一文化政治之争的两种形式,即激进的文化政治与保守的文化政治、文化多元主义与当代自由主义。本文认为,这一文化政治之争反映出的政治观,主要是一元观与多元观的对抗。它从理论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促进了政治哲学的深入思考。     

主体间性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间性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嬗进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使其摆脱了传统的单一理论灌输,主体间性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一个新的育人环境和教育方式.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论交易型腐败的理性预防

目前的腐败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及其迅速发展为产生背景,因此它与市场经济存在内在的关联,本文称之为交易型腐败。受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决定与制约,交易型腐败具有生成的必然,并呈现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扩张。功能与作用复杂、经济主体与政治主体双向互动等特征。正因如此,在权力制约机制难以一步到位的政治情势下,预防交易型腐败需要目的与手段的双重理性:目的理性为腐败的扩张被抑制在保证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限度内;手段理性即为强化预防腐败的政治措施,同时逐步确立有效的法律制度并稳步提升法律的权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