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刑诉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理解

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有新的规定.解读这些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内容: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其特点、种类、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刑技措施的区别;技术侦查措施的三个适用范围、一个适用环节、三个适用对象的立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原则、使用主体、批准与决定主体、执行王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的条件、证据材料使用规则.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技术侦查写入到刑事诉讼法中,目的是将其向法制化方向转变。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得侦查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并将获得的证据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但新刑诉法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局限,使得实际操作缺乏程序依据。立法上应通过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原则、范围与条件,明确适用程序,规定救济途径等来进行完善。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定

秘密侦查是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将秘密侦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是侦查法制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虽对秘密侦查做了一些规定,却存在着侦查机关自我审批、没有适用的期限、没有明确的手段和适用范围过宽等问题。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应对秘密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运用秘密力量侦查法律程序之构想

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收集情报、协助侦查工作方面大量使用秘密力量,这一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运用秘密力量获取的证据出现了不少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秘密力量侦查的正常使用。秘密力量侦查立法应遵循平衡原则、权衡原则、监督制约的过程控制原则、侦查成本控制与侦查效益效率原则。合理界定秘密力量侦查适用的对象、科学设计秘密力量侦查启动的程序。通过没有得到批准而采取的秘密力量侦查所获取的证据,应该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予以排除,不承认其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秘密力量在合法的秘密侦查活动中,由于紧急情况的出现不得已违反一定的程序获取的证据,可以承认其证据效力。     

浅议秘密侦查之立法

秘密侦查手段是对付走私、贩毒、贩运假币,有组织犯罪等无被害人的隐蔽性、复杂性案件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侦查措施。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由于其方式的隐蔽性,手段的技术性,视角的穿透性等特点导致了侦查机关在实施秘密侦查时不规范,秘密侦查手段的效率难以发挥。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秘密侦查在立法上进行授权,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规定,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美国化装侦查制度之厘清与借鉴

化装侦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美国通过立法和判例对化装侦查的具体程序、化装侦查的实施主体和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与适用原则、化装侦查的监控机制、化装侦查的界限与法律后果进行了规范。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化装侦查制度,但内容过于笼统、简单,需要借鉴外国化装侦查制度之成功经验和具体做法,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国的化装侦查制度。     

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思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了技术侦查及其他秘密侦查措施的合法性、规制程序和证据效力。这无疑是我国刑事侦查法律规范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进步和完善。但是,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不仅混淆了秘密侦查措施的种属关系,赋予侦查机关较为宽泛的权力,也是对有关公民权利的挑战,甚至会影响到专门机关的公正性。从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模式入手,在肯定该制度立法意义的基础上,针对现有法律中的不足,提出一些完善秘密侦查制度的建议,从而思考如何在侦查机关的权力制约与诉讼权能发挥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论特殊侦查制度的立法构建一以完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出发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草案设计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实质性问题并未进行改动与变革，显示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的法治化，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在分析条文内容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并认为，提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方案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德国的秘密侦查制度

德国是当今世界秘密侦查分散型立法模式的典型.德国秘密侦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邮件检查、秘密监听、卧底侦查、秘摄秘录等.综合衡量,德国的秘密侦查已基本上实现了法治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秘密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得到基本确立；建立了针对秘密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犯罪嫌疑人在秘密侦查程序中的诉讼地位得到较大提升.当然另一方面,...     

技术侦查概念辨析

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侦查特定犯罪案件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通过特定的技术设备或高科技手段,秘密获取与犯罪有关的情报信息与犯罪证据的一种特殊的侦查行为。其具有法律上的程序性、应用上的秘密性、实践上的特定性、时间上的顺延性、证据上的客观性、主观上的强制性和专业上的技术性等特征,与侦查技术、秘密侦查、技术侦察及特殊侦察等手段在行为实施主体、工作任务、工作范围、具体分类、规范表达、法律界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     

试论侦查秘密性原则

我国法律关于侦查的秘密性原则规定得很不完整,理论上存在着模糊认识,司法实务中有一些错误的做法。何谓侦查的秘密性原则?秘密性原则在侦查活动中有无必要性?其诉讼价值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应从法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切入进行讨论,这种分析还必须兼顾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的双重目的,也要参照各法系法治国家关于秘密侦查原则的规定。     

论侦查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在执法或司法中,侦查都存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问题。秘密和公开、强制和任意、主动和被动是侦查研究中常见的分类形式,探讨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侦查属性。     

全球化背景下完善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之构想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必须在保留我国现行的商业秘密法律界定的基础上 ,着力修改完善我国关于商业秘密犯罪的刑法规定。为此 ,首先应当完善商业秘密犯罪的罪名体系 ;其次 ,严格限制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 ,将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罪过全部限定为故意 ;再次 ,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法定刑增设多个量刑档次 ,以使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宽严相济 ;最后 ,规定对于一般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须“告诉才处理” ,但是 ,侵犯商业秘密危及国家利益或者情节严重的则除外。当然 ,关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关键还在于《商业秘密保护法》的制定。     

论商业秘密概念的科学界定

商业秘密概念的科学界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有立法对商业秘密的范围的界定与Trips协议还存在差距,这不利于保护商业秘密持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中,应拓宽现有的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在界定商业秘密立法的概念时采用合理的立法模式。     

秘密侦查论略

当前严峻的犯罪态势使传统侦查模式不能适应犯罪控制的需要 ,秘密侦查制度的法治化势在必行。秘密侦查的立法依据在于其诉讼功能和防卫功能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应以国外秘密侦查模式为借鉴 ,从立法上解决我国秘密侦查制度中秘密侦查案件范围、对象、时间期限、审批程序、结果处理等问题。     

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

监狱秘密侦查的情报源头不畅，主要源于耳目制度设计、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监狱应以犯罪防控与侦破案件的功能价值为导向，对现有耳目制度做“狱政耳目”与“狱侦特情”的分类模式迁移，并以侦查行为与侦查措施的运行规则为依据，重构新型实用的狱侦特情制度及其原则体系，为监狱提高情报侦查效能、实现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提供理论支持。     

再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是在对商业秘密的合理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其构成要件。该罪的主体应是混合主体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 ,也可以是过失 ;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 ,包括对商业秘密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保密权 ;其客观方面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     

中国秘密教门的渊源、现状、特征及对策研究

秘密教门是我国秘密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魏晋时就已经出现,且渊源流长。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秘密教门分为邪教和秘密宗教两类,且均有着各自的渊源和特点。国家对宗教有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社会的稳定,应区别对待邪教和秘密宗教,并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个时代、特殊国情下如何应对秘密教门带来的问题,将秘密教门对社会的伤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