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及时原则

诉讼及时原则作为各国普遍承认并为国际司法准则确认的重要原则,在我国长期以来被混同于诉讼期限的遵守、诉讼效率等。诉讼及时原则强调诉讼活动,包括审前活动和审判活动,都应当不拖延地进行。我国应当根据诉讼及时原则的要求修改相关立法。     

论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

见证人是送达文书,勘验、检查,扣押物让、书证,辨认以及侦查实验等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诉讼法>和<公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见证人本身的具体规定有一些欠缺,对见证人相关内容在立法上作一些完善有助于监督和约束某些特定的刑事诉讼活动,规范执法.     

单位可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 ,但对单位是否属被害人规定不明确 ,导致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 ,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根据单位被害的性质、特点等 ,应确立其被害人的地位。但是否赋予其同自然人一样的权利 ,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刑讯逼供的历史合理性及现实批判

刑讯逼供是仍然存在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屡禁不止的丑恶现象,也是诉讼理论研究上的一大难题。从刑讯逼供的历史入手,对其产生的制度根源和存在条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缺乏制度条件情况下刑讯逼供仍然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作出了分析,并从诉讼角度对遏制现代刑讯逼供提出了对策。     

论警方陈告的几种特殊形式

警方陈告有四种特殊形式：特别警示-一种公式化的片段性表达;示范性陈告-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对某事某人的陈告同时示范于其他公民的行为;泛对象陈告-不是给具体当事人的,而是给具有特定属性的一类人的陈告;答疑性陈告-以当事人或关系人以及其他关系方提出质询、反驳为前提,由警方补充作出的应对性陈告。     

对我国刑事不起诉率之研究

不起诉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人权,以及促使案件分流提高诉讼效率。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权运用很少,不起诉率过低。其原因主要在于观念的限制、法律条文规定的不完善、检察机关内部严格的审查起诉程序、"流水线"式的诉讼构造和权力制约的不力以及实践中对不起诉权的规避。     

论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回逆

刑事诉讼本应从立案侦查,向起诉、一审、二审不断推进,直至执行而终止,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出现了不少程序回逆的现象。有些程序回逆是必要且合理的,但大多数程序回逆或者背离了刑事诉讼法设立的目的,或者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或者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有必要对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修改,保留有必要且合理的程序回逆的规定,废除无必要且不合理的程序回逆的规定,限制有必要但欠科学的程序回逆的规定,以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和制度。     

论平等保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存在分而治之的现象。平等保护原则源于人人平等的思想理念,如今已经成为宪法上一项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在平等保护原则下,刑事诉讼中针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立法和司法应采用严格审查的标准。平等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体现了全方位的人权保障理念;平等保护原则下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各种诉讼权利,最为典型的是平等保护请求权;平等保护原则下的实体性权利主要是财产权,且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     

论中国传统诉讼中的宗法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诉讼的运作过程充满着浓厚的道德色彩.宗法伦理原则贯彻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及司法活动的情形集中体现为相隐不为罪、依服制审判和宗族法的特殊作用.它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性格与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内在精神.     

论刑事侵权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一、刑事侵权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确立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以救济的重要途径,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精神损害     

略论和解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合理运用和解方式结案能够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全面解读。在办案中真正运用这一方式,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重新设计考核激励机制,立法上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中国刑事审判权的优化运行研究

鉴于现有刑事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犯罪形势,加之被害人持续不断的上访对司法权威构成严重威胁,优化刑事审判的权力配置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提出,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可以作记录在案处理,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审判阶段可以判处缓刑。为了不损害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公安机关的记录在案处理、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都应当移交法院审理并做出裁定。同时,应当加强社区的监督和帮教,要求被告人在考察期内提供一定数量的公益劳动。对于违反规定或者重新犯罪的,辅之以必要的制裁,以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综合治理效果。     

论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程序的规范路径

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措施的严厉性会使被羁押对象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对审前羁押实施较大强度的法律管控是现代法治国家采用的通例。我国审前羁押先期刑罚的意味浓厚,法治化水平低下,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欠缺。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要通过转变司法理念,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按照审前羁押的目的性、法定性、必要性、救济性等原则,以严格的司法审查、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等来规范审前羁押制度,最终完成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改善

为提升司法改革的成效,一些地方法院革新观念,大胆尝试吸纳公众参与刑事司法审判过程．在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应当是刑事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阻碍司法改革进程也不容忽视．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有效改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公众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协调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困惑与制度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价值上值得推崇，诉讼经济、程序便捷、审判集中的优越性是独立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所难以比拟的，但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简单笼统，造成司法实践中遭遇困惑，形成立法理念与执法现实之间的差距。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对于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进与完善途径加以解决。     

刑事诉讼法中的决定权适用问题探讨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拥有广泛的决定权 ,司法机关以决定的形式单方强制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现象 ,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与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相背离。针对这一现状 ,我们有必要提出废止和变更决定权 ,使这一问题更能符合诉讼公平、公正的原则。     

刑事判决程序初探

刑事审判程序包括审判前程序、审理程序和判决程序。审判前程序是审理的准备,审理则是判决的准备。仅仅依靠审判前程序和审理程序并不能保证达成妥当的判决,完善的判决程序对于形成妥当的判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国无不对刑事判决程序,包括评议、表决、制作裁判文书、宣判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我国理论界和刑事诉讼立法对审理程序都比较重视,对判决程序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我们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判决程序规定,建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判决程序。     

台湾地区与大陆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比较介评

刑事诉讼中,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可能发现对被告人应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与检察院的起诉判断有所出入,此时法院可否变更起诉罪名及刑罚,适用另一罪名和相应刑罚?台湾刑诉法采行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承认法院有权变更起诉所引之法条,但须于案件事实同一性之前提下始得为之,并应践行一整套法定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大陆地区刑诉法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仅肯定法官变更起诉罪名权,但并无任何启动条件与实施程序之限制,相关理论研究亦存在不足,应借鉴台湾立法及理论之研究予以完善。     

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理论界的分歧很大。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符合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中积极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操作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