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改组

兰德研究生院 (RandGraduateSchool)的学者唐纳德·D 汤在其专著《经济改革的核心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组》(TheHeartofEconomicReform :China sBank ingReformandStaleEnterpriseRestructuring,AshgatePublishingCompany ,2 0 0 2 )中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置于整个改革的宏观背景中来进行考察 ,提出了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 ,再到金融改革这一改革的方向。现将该书最后一章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在中国 ,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已经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很多方面 ,中国正在从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向一种市场经济…     

人事制度民主化改革艰难异常

<正>《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近日经中央同意印发,对未来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出全面规划。这是新世纪第二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虽然近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出诸多举措,而在提名环节改革步伐相对慎重。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差额选举本来作为推行基层民主的一种尝试,应当赋予每个投票人神圣的权力与职责,究竟谁当     

沪港通倒逼内地资本市场改革

<正>沪港通的价值并不局限在让A股得以对接资本市场的"国际标准"。一直以来,金融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艰难的板块。而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改革者能够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和国际的接轨来实现对内部改革的倒逼。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两种颇有智慧的经验:一是基层和局部的试点,然后全面推广,二是以外部力量倒逼内部的改革。实际上,这两种经验的共同点都是试图寻找到克服阻力的杠杆,把阻力降到最小。改革的阻力之大,尤其以金融改革最为典型,其中,直接融资领域即资本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所有制改革

关于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目前国内外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维持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要正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但鉴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它们支撑了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不能将之私有化。英国学者迪伦·萨瑟兰在他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大型企业和晚近工业化的挑战》(Sutherland.Dylan,China's Large Enterprrises andthe Challenge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RoutledgeCurzon,2003)一书中持后一种观点,他提出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的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创建和维持有规模效益、符合晚近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大企业,建立动态比较优势;以所有制改革为名将国有企业拆散是与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下面将该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对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三种类型的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问题,是指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两者的次序安排问题.从理论上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先后次序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第二种是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第三种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那么,哪种方案是最优的呢?学术界在理论上对此进行过不少的讨论,也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①问题是,实践总要比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往往是难以简单地用某种方案来概括的.因此,只有把政治改革时机问题放到客观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才能从中总结出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     

中国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路子

<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这项堪称中国最大的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三十多年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人口是现在的一半多,从中国领导人到老百姓没有不饿肚子的。当时解决中国饿肚子问题,让大家吃饱饭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一个叫小岗村的村子开始的。当地农民悄悄组织起来,采取一种新的家庭生产责任制,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当时我们党的改革派领导人支持了他们的改革,但还     

改革治道尤须开动脑筋

(2009年第2期《危机时代的治道变革》)改革治道是一个宏大的命题,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发力。在司法领域,面对司法腐败,独立的司法还有待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层面,面对频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一种常态化协调各种诉     

中央规范地方债

<正>地方政府的举债工具并不只有城投公司一类,很多地方债务都是隐性的。在部分地区,地方债务的真实规模是政府统计数据的2至3倍。在存量债务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中央的地方债新规其实是一种风险警示。中国的每一轮重大改革,都离不开财税体制的调整。同样,本轮地方债"举债自负"的新规,也应该放在国家财税体系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待。     

消除社会的“心态紧张”简

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读者

<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逼政治体制改革石勇(资深媒体人)据说作为一种政治承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发改委仍在"制订"当中。但即使它可以在年内出台,能否把"社会结构基本"调节得符合正义,也是一个问号。这些年,社会的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多数人要求重新洗牌的境地,但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提     

期待重启全面改革

要破除改革的自我锁定困境,需要引入外力,一个是政府之外的力量,一个是中国之外的力量。引入外力不是要国外力量介入中国改革进程,而是特指外部环境对中国改革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在下一个5年政治周期里,全面启动改革是可期的。     

越、老、朝、古四国经济改革比较

本文从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消费品分配方式和对外经济开放四个方面对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四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比较,认为越南、老挝的改革属于一种类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两者的差别在于市场化的程度;朝鲜、古巴属于一种类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改良",两者的差别在于利用市场因素的多少.     

竞争力来自文化变革——GE的启示

真正的沟通是一种态度,自由比控制更重要。 从人类精神深处流出的创造力永无止境,你所要做的是挖掘这口智慧之井。 不是改革管理模式,而是把“改革”管理起来,使之成为企业的一种自觉。     

高考权利争夺战

当保护既得利益成了改革的前提,改革还将以怎样一种面貌和路径进行下去?这不仅仅是高考权利争夺战面临的困境,更是整个国家改革事务的悖论。     

谁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关于安徽税费改革的思考

维护基层稳定,税费改革出台2000年3月,中央决定开展农村税费改革,首先以安徽全省和其他9个省区的若干县(市)作为试点。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三个取消是:取消乡统筹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个调整是: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项改革是     

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重新解读中俄改革经验

英刊《亚洲太平洋商业评论》2005年3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系的根纳季·卡扎克维奇和拉塞尔·史密斯题为《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重新解读中俄改革经验》的文章。与普遍观点不同,该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如果综合起来看,能被当成真正的“休克疗法”。我们选登此文旨在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种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新视角。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引言对中俄两国分别采取的转型模式———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比较一直都是学术文献、媒体和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都称赞中国渐进而谨慎…     

上海抢占国资改革“第一落点”

<正>在本轮地方国资改革中,不论是上海,还是中国其他地方,改革动机可能是"综合性"的,或为地方财政转型使然,或为政治表态的结果。但国资改革应有的原则却只有一条,即必须透明。移植南方其他地区的试点经验,成为中央政策的"第二落点",推进稳妥而低风险的改革,这是"上海式改革"的常用路径,但这一次是例外。在地方国资改革领域,上海正抢占"第一落点",而"混合所有制"的实践上,这座地方国企第一重镇正在一骑绝     

联合国改革:现状、挑战与前景

<正>在联合国60周年之际,曾掀起过一次改革联合国的高潮。十年过去,随着联合国70周年的到来,联合国改革的呼吁和讨论再次升温。联合国改革进程:从加利、安南到潘基文冷战的结束让各国对加强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抱有更大的期望。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改革联合国     

中国政府规制改革途径分析

规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采取两条途径:一条是激进式的,而另一条是渐进式的。中国政府的规制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第一,通过经济学分析,合理确定规制对象和规制方式;第二,政企分开,破除政企同盟,提高企业效率;第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第四,扶植行业协会并向其分权,由行业监管逐步走向行业自治。实践证明,采取渐进式的规制改革有利于中国政局的稳定,使中国取得更好的成就。     

国家新领导层,志在改革攻坚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中国现在需要建立比以往更加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以取得各方面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排除各种干扰,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同时,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一批能顺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具备推动改革深入进行能力的德才兼备的攻坚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