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流动的另一种可能

<正>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的管道缺乏,导致社会活力下降,这是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还有阶层流动的可能吗?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洄游青年"们来了镜头回放一下:2014年春节的一个网帖引发了无数青年的关注和讨论。这个网帖来自著名网络论坛"知乎"上用户"王远成"的一篇文章——《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     

遏制阶层固化,为青少年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空间

<正>近日,影视剧《人民的名义》火了!这部影视剧给社会带来的正能量不容否认,在反腐败的大背景下固然起到了坚定人民反腐败信心的作用。可是这部影视剧的观众却出乎意料地同情剧中的反派角色,主要原因是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在上升过程中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由此,这部剧引发了社会对于阶层固化问题的讨论。在阶层固化问题引发热议的同时,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毋庸置疑,社会分层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社会分层需要加以控制,避免出现阶层固化,上升通道趋窄的     

流动中的下一代

超生,超生,超生!流动,流动,流动! 1989年5月的一个傍晚,广州市员村街有关部门联合突击检查一个外流人员聚居地,刚踏进门,一干人等便闻到一股浓烈的怪味。寻味而去,只见空无一人的屋子里炉火正旺,炉上的铝锅已被烧熔了一个洞……超生父母们闻讯已带着被超生出来的儿女们逃跑了。然而,就象被烧熔的锅永远抹不掉洞的存在,孩子既已生出来,人们就无法逃避这样一个问题——教育!     

教育的阶层差距与社会流动

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最稳定的。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中下层人数庞大。这就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尤其是中下层向中间阶层的流动。教育本应是重要和积极的社会流动机制,但目前我国教育的阶层差距有日益增大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进不和谐的教育制度,缩小教育的阶层差距。     

何为青春精神?

<正>"抵御、融入、逃避、顺应……法律青年们选择这样与这个时代相处。时代在他们那里是一个自变量,而他们则成了因变量;时代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对于时代无能为力。"这是《南风窗》第九期封面报道中对于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世相与心态的描摹,呈现了青年人在阶层日益固化和流动空间窄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困顿、焦灼与挣扎。青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这正如李大钊在民初发表的《青春》一文所揭示的那样,若青年人都有昂扬、蓬勃的生命情调和创造精神,则中国社会就能新陈代谢而趋向     

台湾职业流动及其成因探究

职业流动既是社会流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变迁的推力。从世界范围看，职业结构并非静止而是动态高级化过程。高层级职业逐渐增加，低层级职业有所下降。这为劳动者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职业流动是垂直流动，表现出工业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职业结构高级化有所发展。研究台湾工业化过程，笔者发现其职业流动符合普遍法则，农民是一种外流的职业，工人是一个大量流入后又流出的职业。农村青年以农民和工人为职业度过了生命的黄金期，再继续流向其它职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职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从而逐渐实现社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劳资关系紧张和尖锐对立,都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和极大风险。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重视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化解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解析“无地青年农民”：社会流动的视角

“无地青年农民”是在特定社会制度形式、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社会群体。本文就无地青年农民的基本类型、社会流动及其影射的制度困境等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无地青年农民健康成长与有序流动的相关对策。     

亚文化视角下的青少年吸毒行为分析及干预

在消费主义与媒介传播的影响下,新型毒品有扩张的趋势,吸食者主要以青少年为主并以小众群体形式传播。通过对南京新型毒品吸食者的行为分析,发现吸毒亚文化是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叛,是逃避式的快感体验,吸毒者在社会秩序之外创造着新的亚文化意义和分层标准。打破青年对吸毒亚文化生活方式的推崇与认同,将其纳入到新的社会体系,有利于打破吸毒-戒毒-复吸模式的固化与循环。     

请取消歧视性的“食利”称谓

<正>《南风窗》第2期封面报道关于"食利"的话题,我认为,本质上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该存在这一歧视性概念。因此,关键还在于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这是根本性问题。首先,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本质就是自由经济。人类社会本来就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充要条件,这是100多年前马克思也曾提过的观点。数千年世界的历程,本质就是一部自由总量不断增加的历史。     

女职工素质达标要落到实处——在首都女职工素质工程流动课堂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女性素质是民族素质的基础,一位教育学家曾说过:培养了一个好男人,只教育了一个人;培养了一个好女人,就是教育了一家人。“首都女职工索质工程流动课堂“启动标志着我市女职工队伍的素质建设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女性素质的提高对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是至关重要的。 一、切实提高对推进女职工知识化进程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实际人才争夺已经开始,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谁拥有了具有先进知识的人才,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时代     

逾越阶层鸿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阶层固化现象便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直到广为诟病。阶层固化,下层群体便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相对贫富差距来说,阶层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更好的尺度。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     

阎云翔:一个人类学家和他的村庄

现今中国的社会已经日益变成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不成功的人正在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价值的标准都应该是多样性的。     

压力、负面情绪与中国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

本文采用一般压力理论来解释流动儿童的弱势地位(压力来源)、负面情绪与越轨行为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基于2011年广州市中学生生活调查的数据,本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NegativeBinomial Regression)模型分析了各种压力来源对流动儿童的负面情绪及其越轨行为的影响,并比较了流动儿童与广州本地儿童在越轨行为模式和形成机制上的异同。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显著高于城市本地的青少年,尤其是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其越轨行为更加严重。研究进一步发现,压力对流动儿童的越轨行为有直接作用。其次,同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面临更多压力源以及程度更为严重,他们更有可能出现与教师的负面关系及承受更大经济压力。再次,个体的压力越大,越容易产生紧张、绝望、烦躁或焦虑、沮丧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等负面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儿童面对压力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比流动儿童更为严重。最后,本研究证实负面情绪是压力与流动儿童越轨行为间的重要中介变量;由于缺少社会支持,流动儿童的负面情绪更易导致其越轨行为的发生。本研究显示艾格纽提出的一般压力理论对理解中国未成年人的越轨和犯罪行为有较强针对性,也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流动儿童社会境遇的政策建议。     

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成因探析——一种关于有效规范的视角

随着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逐步从农村流入城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原有的家庭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封闭走向开放。青少年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家庭环境随着流动而面临规范缺失。有效规范难以形成,导致流动青少年犯罪行为问题激发。借用科尔曼关于对有效规范的需求以及有效规范实现条件的解析,探究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成因,从而进一步提出,解决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必须基于优化的家庭环境构建有效的规范,从而掌握流动青少年行动的控制权,实施有效的赏罚。     

流动儿童的敌意与行为问题——以上海为例的问卷调查

对上海510名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学习问题比较严重;男童有一定的敌意;敌意与行为问题之间呈正相关。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流动儿童境遇及减少其敌意和行为问题的建议。     

农民工流动问题与应对

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二元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就业。从1984年开始,我国逐渐放松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这样在我国的城市里就出现了一个目前人数已达1.4亿人的农民工群体。     

2000年以来台湾社会分化现象浅析

战后台湾“均富型增长模式”（即经济发展同时伴随社会平等化）曾是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楷模。然而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伴随经济形势的逆转，台湾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整个社会陷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中，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由“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向“中间低，两边高”的“M”型发展，社会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以山东Y市63起抢劫案例为例

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值得重视。目前青少年犯罪研究不注意区分农村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两个不同特征群体的犯罪特点,不重视一般性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多着重于一般性描述和分析而缺乏具体经验研究。本文划分了两种社会流动,并以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为例,分析了该种社会流动中一般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特征与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指出这种社会流动中的“断裂”环节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强调了从实际断裂环节出发加强社会建设以预防该种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和促进其成长。     

社会流动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台湾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并挤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与此同时，台湾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影响台湾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以“制度变迁——社会流动”的理论框架，探讨社会流动对台湾社会转型所形成的重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