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中国历史周期率研究

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中国历史上从西汉到清朝末年的人口、平均税率、民官比等变量进行仿真模拟,并对中国历史周期率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周期性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的根源以及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根本解。研究发现,造成传统专制王朝兴衰更迭、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系统结构,即源于皇权的官僚专制制度;而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解是改变系统结构、建立有效约束官僚集团恶性膨胀的制约机制。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体系中的轴心性的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是近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本文从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含义范围出发先后分析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形态,解释了这一制度背后隐藏的精神,及其转化问题。指出了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性。     

论清代皇权下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

中国的皇帝通常用官僚体制对抗贵族政治,同时频繁应用"私人"官僚系统对抗公共官僚系统。这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官僚系统角色的这一戏剧性,在清朝尤为突出,通过梳理清代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说明官僚系统与皇权的互动及矛盾关系。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官僚与政客

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深远。西方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与政客的划分,中国早在秦朝就划分了官僚与政客两种政治角色,就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官僚政治。然而,西方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则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与西方政治结构中官僚与政客的二元角色划分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似乎可以作政客、官僚、胥吏的三元角色划分。     

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形成对于君主的依附性，然而在官僚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又具有不受君主意志左右的自主性存在。本文即旨在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进行具体考察，揭示这种自主性的表现，分析其根源与实质，考察这一自主性对官僚组织的功能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以此说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必须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必须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李克明根据中央的部署，在整顿农村后进村党支部的工作中，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必须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否则将会导致盲目性，犯官僚议的错误，使...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官文化"浅析

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形成了一种与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官场文化———官文化。它以官为主体,以为官者的利益为核心,为统治阶级“治民”“愚民”,谋取个体自身的发展提供方法和依据。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其遗毒严重阻碍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进步,必须彻底批判和清除官文化的影响,加强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一)官文化是由孔丘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学者们坚持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它是以官僚体制、官僚政治为骨架,官僚意识、官僚价值观念及民对官的认…     

略论中国理性官僚制化的困境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以裁撤冗员之多而为世人瞩目,但从学理的角度看,其深层次的命意乃在于确立一个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以支撑起不断面临挑战的社会经济之发展。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理性官僚制至少自清末新政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官僚制度却从未得成功建构,反而屡经风雨,迭遭重创。显然,考量这一理性官僚制化的命途多舛的原因,不能从官僚制本身去求解（对官僚制本身作出批判至少在现代的中国还为时过早）,而只有从其所经由塑造的一定的社会     

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

"bureaucracy"一词被翻译成"官僚制"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有着历史上的先例或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引起的麻烦,"科层制"与"官僚制"被人们混同使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本文拟从寻找"科层制"的历史源流和对"官僚制"概念的离析,为两个概念正本清源,试图为将两个概念分开来做些努力。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