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监督在我国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活动,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制度的体现。宪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公民监督作为反馈机制能够准确解决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进而督促权力规范运行。     

寻找“公民—国家”之外的结构和力量

公民—城邦体制是早期西方文明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遗产之一。而建立在人的先在性、人与公民的区分以及政制民主制上的近代公民—国家体制大大地拓展和强化了古典的公民—城邦体制。近代公民—国家体制赋予了国家令人畏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对于近代公民—国家权力的限制难以全然依赖政制民主体制,这是近代公民—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借助于多重政制与社会重建,反思近代公民—国家体制,有望维持和保障独立自主的人的和谐共存这一近代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论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

公民意识是公民社会下的概念,公民意识中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协商意识与宪政精神中的权利保护、权力监约、宪政宽容精神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在多个层面上的契合有助于寻找推动宪政建设的新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实证研究——从公民宪政意识看中国宪政建设的渐进性

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民主与法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宪法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对于公民宪政意识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关于公民宪政意识问题的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更是寥寥无几,近乎空白。正是基于这种状况,组织关于公民宪政意识问卷调查与现场访谈,通过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式,不仅为我们定量分析公民的宪政意识提供了第一手的实证材料,而且也为我们准确评估我国宪政建设的状况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从而也为我国宪政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宪政语境下的公民主体性法理分析——兼析中国宪政语境下的“国家—市民社会”范式的历史逻辑缺陷

学界对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引入与研究普遍地存在割裂了西方语境下的宪政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历史逻辑链条的问题,它忽视了公民主体性这个宪政发展与市民社会构成的基础性与结构性的要件。现代宪政意味着权力自身的矛盾运动,它需要对权力的矛盾运动予以限制和控制以使得其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权力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在现代宪政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权力博弈如果没有具有主体性的公民组成的成熟市民社会的参与,那么它就可能导致宪政体系的崩溃。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     

解决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的对策

信访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具体形式。本文分析了当前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存在的信＂访＂不信＂法＂问题的主要弊端,剖析了其深层次原因,结合我国法律、政治等实际提出了综合解决方案,以期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所裨益。     

公民意识:和谐社会的宪政品格

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共存、在矛盾中求协调,是宪政的重要功能和目标,也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利益价值法则。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和衡量标准。和谐社会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为基础。本文指出应通过宪政建设唤起公民的主体身份意识、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而公民意识反过来又会促进宪政建设,以一种自觉性、集体性的的理性,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和监督宪政国家更好地促进。     

民主的原初内涵——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启示

原始意义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以雅典为典型代表。每个在城邦中的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愿望,于是就出现了城邦中多数人执政的方式,这种方式和它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被称为民主。民主在古希腊城邦中有特有的实现形式,这种形式对今天的中西国家的民主建设都有相当大的启示。许多现今采用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或多或少继承了雅典城邦的民主理念,事实证明这些发端于雅典民主的民主形式是正义的。     

公民意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与形塑

民主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经验表明,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依赖文明的政治制度,还必须辅助以健全的公民文化、丰富的政治实践来共同完成。因此,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公民个人,对政治权力运行和监督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政治参与本身不仅是政治民主的体现,而且也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这个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在整个过程中,公民意识的内在驱动力和对政治生态环境的促进与形塑,对制度的有效运行、决策的有力执行和政治社会化的有序推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宪法的完善与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与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与宪政尚不完善,公民尚不能很好地运用宪法来保护自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现实中有时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我国现阶段亟需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样才能更好地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生活质量。     

公民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公民是适用于政治领域的概念;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有一般公民与统治者、善良之人之分;公民行为的目标是维持政体的安全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公民教育的原则必须与政体的性质相一致;公民教育的内容既有实用知识的教育又有高尚情操的引导;公民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灌输,还需要制度环境的保证。这些主张对于历史上缺乏公民教育的现代我国具有基础性意义和现实启示。     

律师界“两会”代表、委员谈“修宪”——保护公民的根本利益是修宪的重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修改宪法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从1998年第三次修宪以后，我们国家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法应当与我们日益发展的事业一样与时俱进，所以，当前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很有必要。     

论“公民”——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野

中国宪法学现有的公民研究都集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主题之上,本文运用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和方法,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来讨论公民身份和公民本身的含义和历史渊源。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之下,针对中国宪制道路所面对的"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的转换困难,本文提出运用富有建构意义和平衡意义的"宪法政治",来推进中国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建设进程,寻求克服反法治的激进主义所可能造成的危害。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从“理想国”到“利维坦”——历史主义视角下国家观演变的逻辑必然

古希腊时期,个人与城邦关系紧密,城邦在公民心目中是一种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形象,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个人是城邦的工具.但随着罗马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日益多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统摄力逐渐被削弱,加之个人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开始出现有关目的地位的争夺.在基督教追求来世鄙弃现世的影响下,国家更被贬低成一种统治世俗社会的必要的恶,此种价值取向对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刘影响.以霍布斯为例,他开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设计国家的起源.     

我国公民非典型参与及其文化隐喻——以个案为研究视角

囿于民主政治自身之发育水平,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此决定了非典型参与成为中国公民满足其参与意愿的主要模式。从公民文化的研究角度看,当前非典型参与之个案,如邓玉娇案、周久耕事件、躲猫猫事件、石首事件等,隐喻着我国公民文化的某些特质,如侠客文化、睡狗文化、乌鸦文化、无赖文化等特质。将这些个案所隐喻的特质串联起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展示当下我国公民文化的整体概貌,揭示其未来秉性。     

关于公民参与的宪政分析——以立法听证为例

以立法听证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公民参与是代议制民主的必然选择。公民参与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是实现公民自由、社会正义和利益平衡的有效机制。应该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应该纳入宪政的视野之内,不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否定,而应该成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修正。公民参与的限度问题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获得解决。     

法律信仰的悖论——由苏格拉底之死想到的

苏格拉底的死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对于法律的高度信仰。苏格拉底坚信守法即正义,遵守城邦的法律就是行正义,而法律信仰在苏格拉底身上又陷入了一种困境和悖论之中,即雅典的法律缺乏某种被信仰的品质,但苏格拉底却依旧保持对法律的信仰的心灵状态。本文主要从雅典民主制缺陷导致雅典法律瑕疵的这一外部制度因素,以及苏格拉底本人具有的公民意识中的法律至上观念这一因素入手,分析了苏格拉底身上所形成的法律信仰的悖论。     

浅议“群众”与“公民”

近代以来,群众在中国政治变革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不断创新,被法律赋予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公民应该更多地取代群众,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