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阶级斗争历史提法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我们在报刊文稿中经常看到一些作者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0页)。但常常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恩格斯对这一提法的重要补充和修正。在1882年之前,关于阶级斗争历史的这一表述还不是精确周密的。不仅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这样写的,直到1877年6月撰写的《卡尔·马克思》(1878年发表)中,1876年9月—1878年6月撰写的《反杜林论》(1877年1月—1878年7月陆续发表)中,恩格斯仍然重申了这一提法。(见《选集》第三卷第41页,第66     

从市委书记的三次生气说起

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到近日重庆巴南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有群众坐着回答汪洋的询问,工作人员提醒他们站起来,汪洋生气地制止了工作人员,“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他还回忆了今年下乡的另外两次生气。一次到某县广场散步,几个警察立即驱离休闲锻炼的群众,他批评了这种做法:“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另一次到区县考察,他下车时发现,烈日下另一个路口被拦住了一长串车,也让他十分生气(《书记下乡“三生气”》,《人民日报》2006年8月29日;《市委书记怒斥:这样和军阀有何区别》,人民网2006年9…     

试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九年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的结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几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在学习和宣传《决议》的过程中,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深入研究“文革”历史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本文试就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广大理论工作者。     

迷路的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迷路——《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一文质疑

卢英宏的《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载《瞭望》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期)的一系列文艺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以为卢氏在文艺讨论中,态度不够诚实。黄钢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处小说原文引证,竟被卢氏有意砍去了,却反转来又指控黄文“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大毒草式的大字报”、“声讨的檄文”、“掷抛高帽进而棒打吆喝”、“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等等。 黄钢引证了《男人》中“马克思”对“我”的一段话:“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但卢文既要“气愤”地与黄钢论辩,却公然将“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这要害性的话删去而不引。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男人》借“马克思”之口(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已在马克思寿终之年(一八八三年)即告“寿终”,这是《男人》的“点睛之笔”,全部要害之内核。黄钢文,击中了这个要害。但卢氏采取“鸵鸟政策”不说,又进而反诬黄钢“动辄上纲上线”,这是什么文风?宣布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早已“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即“寿终正寝”了,小说中的这种语言描写本已是纲上线上的问题,怎么成了黄钢“上纲上线”了呢?文坛白纸黑字的严肃论争,岂能如此以儿     

对“双百”方针的认识——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     

说奴隶

我国国歌的第一句,就是对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呼唤。电影《夜半歌声》中,也有这样的呐喊:“谁愿意作奴隶!”     

巴基斯坦的诗圣画杰

谈起外国艺术家,许多人往往会首先想到西方,似乎只有欧美国家才是产生大师的地方。其实,第三世界何尝没有艺术大师!在我国的近邻友邦巴基斯坦,就出了伊克巴尔和朱丹这样的伟大诗人和杰出画家。 伊克巴尔(1877—1938)第一个提出建立“巴基斯坦”(“巴基”意即清真、圣洁,“斯坦”意即国家)的理想,是巴基斯坦建国的思想奠基人。他把诗歌创作与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在《诗人》这首诗里表明了心志:“诗人是民族的     

灌输原则要坚持 具体方法应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灌输原则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这是几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讨论思想政治工作传统问题,不能不讨论灌输问题;而灌输作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理解它、实施它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灌输”的种种误解。什么是“灌输”?《现代汉语词典》中注:输送(思想、知识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灌输”最权威的阐述,无疑是列宁了,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灌输谈了这样几个意     

关于“青少年犯罪”是否法律概念问题的探讨——与丛文辉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丛文辉同志关于《“青少年犯罪”不是法律概念》的文章。读后,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 研究“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法律概念,首先涉及到对“青少年犯罪”如何认识。“青少年犯罪”是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概括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人们接触了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现象以后,形成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概括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所以能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被     

惊闻文字污染流毒海外

近日收到新加坡《赤道风》季刊总36期,读到了网雷先生撰写的《从“心不在马”到“牛转乾坤”》,读罢这篇随笔,我心头一沉。说来真是令人吃惊,在中国国内渐刮渐烈的所谓谐音成语广告,竟流毒海外。据网雷先生文章披露:在新加坡街头的一间摄影器材店,赫然见到门口有巨幅宣传广告:“好摄(色)之徒!”在庆祝丁丑牛年降临之际,报章上也不时出现斗大黑字广告“牛转乾坤”。专与文字打交道的报刊是如此,商家就更不用说了。网雷先生在文章中特别提到谐音成语广告在中国正大行其道,如“鳖(别)来无恙”;“咳(刻)不容缓”等等。     

关于唯物史观形成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推广”而来的.本文仅就唯物史观的形成做一些历史和逻辑的比较分析,并与“推广”说进行商榷.一、物质利益是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道路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页)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写下的关于自己的哲学同以往哲学关系的话.这一思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更为明显:“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这就是从人们的物质经济关系论证出人们的思想、道德和宗教等观念.     

“鱼局长”停职记

“‘鱼局长’停职了!”“‘鱼局长’从宝座上摔下来了!”“这样的干部早就该撤了!”“不是撤职而是停职,说不定风头一过又上去了!”这是山西芮城县人民最近在饭桌上议论的话题。人们所说的这位“鱼局长”,是芮城县的水利局长,本姓刘,因善于用鱼拉关系而出了名,人们就这样叫他。他也不大忌讳这个绰号,熟人当面这样叫他,他总是嘿嘿地笑着。     

给“不”字搬家

在孔夫子说的许多话里,有两句人们很熟悉的: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见《论语·季氏》。“哀莫大于心死。”见《庄子·田子方》。聂绀弩把前面这一句里的“不”字搬到后面这一句里,变成了这样两句:“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哀莫大于心不死。”这就不是孔夫子的话,而是聂夫子的话了。聂绀弩在《七十年前的开笔》一文中回忆说,在清朝的最后一年,他八岁,在书塾上学,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对民族这一基本概念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阐述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几个基本特征。这篇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列宁曾对这篇著作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文章写得好极了。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注释第一○三条》。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又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中,重申了这一定义,并将第四特征更加完善地表述为:“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它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极为突出的实践意义,对我们今天搞好民族工作,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社会科学》杂志(上海社科院编辑出版)一九八三年第七期发表了熊映梧同志题为《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尖锐地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资本论》有没有历史局限性呢?换句话说,《资本论》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还是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和万古不变的信条呢?”(以后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熊映梧同志的文章)。在该文作者看来,《资本论》不过“是特定的时代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为了使得他的观点能以成立,作者从许多方面提出问题,并进行了评述。然而其所持之点,却是难于     

“不是为了挣钱”

罗曼·罗兰《罗马的春天》引《致母亲》信,言及高远之志:“我未来唯一包孕着虚荣心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精力和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贯注到一两部文学作品中去,创作这一两部作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生平的使命。”(1890年2月12日)时罗氏年方24岁。 经酝酿、草创,罗氏“大交响诗”《约翰·克利斯朵夫》始得从1904～1912年发表在小型杂志《双周     

如何理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最初级形式”“初级形式”等提法

《理论信息报》6月1日发表田永祥同志写的《列宁是否提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概念?》,文中有几处值得进一步探讨。他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改正了的译文,指出原译文“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页),已订正改译为“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7页)。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显然不同,所以列宁实际上并未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列宁1919年12月20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原译文不准确关键在于把“最初级形     

"盛世危言"君可听——读高放教授新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感言

近来似乎出现了多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现象。由中央党校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课题研究报告的发表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的新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以下简称《心声》)也在一定范围引起反响。有学者说过,一本好的书,一半是作者的,一半是读者的。在我们这个长期泛政治化的社会中,人们在政治观点、政治态度上的分野是比较清晰的,对这样的一部政治著作,评价不同是可以预料的。不过,作者坦言,书中吐露的是“直言、忠言、诤言和危言。然而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第54页)。作者在自…     

社会发展与传统的理性审视

传统问题只是在社会发展变革时期才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不少学者撰写传统方面的著作几乎都是围绕着社会进步这个中心而展开。各派之间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作用所持的不同态度。卡尔·波普尔指出 :“对于传统主要存在两种可能的态度 ,一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传统 ,往往甚至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另一种可能是批判的态度 ,其结果 ,可能接受一种传统 ,也可能拒斥一种传统 ,或许还可能取折衷的态度。”(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第 172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版 )我以为 ,无论怎样看待传统 ,有两点是清楚…     

话说自知

人贵有自知之明,是妇孺皆知的一句箴言。原话在《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在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大门上,也写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自己”。许多哲人都这样告诫人们。可见,自知之明,对人生,乃至人类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