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共政策创新制约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对社会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适应体制转型的需要,对公共政策重新定位和不断创新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社会转型的性质、特点和转型的方式决定并制约着公共政策的创新,政策创新中的利益分化和协调因子、政策创新中的政策的合法性因子等因素也严重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创新。     

传统政策文化的成因及创新探析

政策文化是特定政策环境的产物,具有作为文化的一般基本特征,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运行。本文着重对传统政策文化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创新的策略,这对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转轨与公共政策创新

公共政策创新在过渡社会的体制转轨中发挥着战略核心要件和操作工具的作用。过渡社会体制转轨的特殊性质制约着公共政策创新的性质和限度。初始政策设计、利益分化和协调、规则和组织的变换构成了公共政策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政策创新的实现,必须依赖触发机制、扩散机制和发展机制的作用。     

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信息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资源和前提条件。信息失真可能影响政策本身及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影响政策解释与政策分解、影响政策的准备与实施。客观环境的动态变化、政策执行主客体的主观偏好、语言障碍、认知差异等是引起政策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对此,本文建议通过建立完善的政策信息响应系统、创新组织架构、提高利益平衡度和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畅通的政策执行机制等方式,削减信息失真对公共政策执行的负面影响。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必要、困境与突围

公民是社会的最基本因子。公共政策是对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协调机制,是维护、提升人民福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维护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重要体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非易事,它既需要良好的政策设计来保证,也需要理性的公民存在。当前,影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因素依然存在,应认真分析与对待。     

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要素分析

公共政策质量是公共政策的生命线.因此,分析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要素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公共政策质量的影响要素是多元的,其中,元政策与制度环境、信息资源与信息整合、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政策弹性等是影响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公共政策缺失与对策

我国国内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要求我国的区域公共政策适时调整。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机构、政策工具、政策协调和监控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或缺失。我国应实施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从完善政策制度基础、调整政策目标导向、重构政策内容体系、组建区域政策管理机构、构建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等方面重塑区域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协同研究述评与展望：内涵特征、驱动因素及绩效作用

长期以来,公共政策协同始终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焦点,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沿着“内涵、维度构成和测量—驱动因素—作用结果”的思路,对公共政策协同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归纳和梳理。结果发现,以往研究从过程、状态和结果三个角度对公共政策协同进行界定,将其划分为横向和纵向协同、主动和被动协同等多个维度,并通过联合颁布政策、政策措施的交互值等对其测量;政策协同受机构设置、政治背景和认识三大类因素的影响,涉及治理能力、认知差异等变量;政策协同对经济增长、创新绩效等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公共政策协同并非越强越好,也可能产生负向影响;此外,环境不确定性、国家规模等因素也将影响公共政策协同作用的效果。     

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公共政策失灵 ,可以理解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 ,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公共政策失灵有其相对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公共政策失灵的研究 ,不仅可以避免价值偏好的影响 ,而且还能促进公共政策分析的深入和拓展。文章最后谈到了公共政策失灵研究应当立足的中国国情 ,并给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     

多维政策网络视野下的政策环节协调及政策执行力提升途径

当前社会公共政策间各关联的环节结构已有了很大变化,已从原有单一政策的形成链条上的各环节关联,拓展到了不同层级间政策环节的关联,直至目前已形成了立体的、多维空间下的公共政策网络环节关联。为有效协调好多维公共政策网络中形成的相关政策环节,需要建立一种基于集成化思想的政策网络管理理论模型,进行政策执行创新,包括以整体的观念构筑公共政策网络、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健全适应政策网络管理的协作型执行团队、建立合理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体系等。     

转型期我国中产阶层治安需求及应对路径研究

社会稳定是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共同希望,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分层的产物。是政治稳定的保证。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产阶层对公共治安有着独特的需求,同时也对国家公共治安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政府也需要做出相对的回应：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回应;通过政府的治安政策制度来回应;通过政府的体系创新设计来回应,以满足中产阶层的诉求,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构建集群式创新机制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的创新能力

集群式创新机制以产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切入点,它强化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和知识外溢,能运用社会资源的合力,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不足。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完善企业间的创新协作网络和技术扩散机制、加强政策扶持、健全公共服务机构等途径,强化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式创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论我国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

无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收缩性财政政策都存在积极效应问题。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及制度、财政的性质密切相关。研究财政政策不仅要讨论其反周期的阶段性目标效应 ,而且应关注其稳定性或功能性作用。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应反映我国转轨期的发展要求和传统“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的客观需求 ,应以不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不影响公共财政机制的形成为前提。为此 ,应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和政府活动范围 ,防止计划经济模式复归 ,并完善相应的机制。     

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类型、动力机制及创新失败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形式的公共服务改革不断在实践创新中推进,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创新主要包括主体创新、政策创新以及技术和方法创新。公共服务创新的动力机制是多方面的,在某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公共服务创新也会失败。公共服务创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既要有清晰的理念,也要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政府创新:提高政府效能的必由之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1]政府在创新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直接推动制度创新,而且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和激励技术创新。政府创新是确保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要基础和路径,也是提高政府效能的内在要求。只有积极推进公共政策创新、管理体制创新和管理手段创新,着力培育和弘扬全民创新精神,才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刑讯逼供的原因及对公安政策的负面影响

公安政策作为公安机关的行为规范,是党和国家为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而制定的指导性原则。其中,严禁逼供信政策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不得刑讯逼供。而近年来,在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屡有发生。文章拟从其产生的原因及对公安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正确落实公安政策有所裨益。     

重构我国不起诉制度之研究--以创新存案不起诉制度为视点

存案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工作创新的一个方面,既是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职责与地位强化、提高的重要支撑点,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也是实现检察机关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然而,这一制度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重视,对其研究也尚处空白。伴随着被理论界所推崇的附条件不起诉在司法实务中的弊端和困境不断显现,对存案不起诉制度展开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案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     

Looking for ‘New Ideas That Work’: county innovation in China’s health system reforms—the case of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substantial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direct implementation of circumscribed policy options set out by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much policy discours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ub-national flexi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scourses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aim to encourage local initiative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solving of systemically-important policy problems, and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novation are increasingly credited as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lbox in managing reform. Recent studies have tended to treat experimentation/innovation as systemic phenomena, and there are few analyses of how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d to central ‘experimental’ policy frameworks and develop locally- or systemically-useful policy solutions. Given concerns around th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is highly relevant in understanding how locally-generated policy relates to systemic reform.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a low tech and ‘second best’ reimbursement mechanism developed sub-nationally under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China’s rural health insurance framework, and its spread and incorporation into national policy. It argues for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policy mechanisms (jizhi) as underpinning central reforms and system adap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