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下的警察权

在我国的宪政建设中,警察权应当何去何从,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宪政制度中警察权的含义、性质,随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了它与公民权的关系,这对我国未来警察权体制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     

浅析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警察权的行使

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公安机关作为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要职能部门,需要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具体把握来实现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警察权的规范行使。     

警察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神圣权力,但有极少数警察,将治安行政管理权、刑事执法权等公权力私有化,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警察权力过宽、权力滥用、权力交叉和权力扩张等原因造成的。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出路——以警察权的配置与运行为视角

对于群体性事件,人们常常从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两种视角进行认知,两者追求的内在价值虽然一致,但因着眼点和实现的途径不同,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权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政治手段与法律手段并用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就警察权的配置和运行而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最终应归入法治轨道。     

警察的定位与警察权的社会基础探析——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社会契约论的产生,以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国家的起源和政治权力的来源,给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西欧带来了政治解放的曙光。警察权是政府权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出发给予警察定位以及探讨警察权的社会基础,对于深刻认识警察权的权力归属,防止警察权异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此着眼,权利基础、合法性基础、契约基础、政治权力基础和法律基础是警察权的五项基础权利渊源。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警察权的规范化进路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复杂突出,群体性事件也此起彼伏,但公安机关的处置却无章可循,造成社会舆论对其处置措施褒贬不一。虽然目前的法律法规明确了相应的处置原则,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但是具备可执行性的处置方法却付之阙如,难以突破为与不为的两难困局。"方法改变前提,前提改变结论。"在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准确定性的基础上,借鉴域外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模式,对群体性事件处置进行本土化构建,通过启动程序和控制程序的严密设计来实现警察权效率的提高和责任的明确,给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行为范式,应为处置群体性事件法治化的一种理想进路。     

关于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做好宗教情感引导工作的思考

宗教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体基础的情感纽带。宗教情感很容易使群体产生偏执和妄想,尤其在受到某种突发事件或者暗示的刺激时更为明显。从事宗教工作的研究者,尤其在培养宗教代表人士工作中,参与处置与宗教相关的各种突发事件时,要努力加强感性引导,增强信仰者的正确归属,避免信仰的盲动性;做好信仰者情感引导,发挥主阵地作用;加强代表人士教育培养,正确疏导信仰激情;认可信仰者情感同一,提升爱国爱教凝聚力。     

中央与地方警察权合理配置的论证——以英国警察体制为视角

我国中央与地方警察权的配置现状可以概括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该种警察体制所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警察权力滥用,警力配置不科学等弊端层出不穷。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国家,通过考察英国在警察事权的合理划分,警察机构的科学设置,警察保障机制的运行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可以为我国中央与地方警察权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反恐维稳视角下我国警察权的行使和有效规制

警察权来源于国家与人民,担负维护国家和民众安全之责。为了维护公民的私权利,需要合理限制警察权,使警察权在最小侵犯公民私权利的状态下运行。针对当前我国暴恐事件高发、维稳形势严峻的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警察权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控,由此,警察权一度陷入面对私权时的强大与面对暴恐时的弱小并存的悖论。积极寻求警察权在反恐维稳形势下的正确行使与有效规制的合理状态,不仅要尽快落实《反恐怖主义法》,加强反暴恐形势下的警察权,同时,还要合理规制警察权,压缩暴恐活动的土壤和空间。     

论我国治安警察权的扩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和实施,扩大了治安警察的权力。许多人对这种权力扩张情形的出现,抱有一定的不解或恐惧。事实上警察权扩张的原因,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现实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扩张的治安警察权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关于法治社会警察权的几点思考

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必不可少的特殊权力,其配置、运作状况必然反映该国的法治文明水平。从法治领域着手,以警察权概念界定作为逻辑起点,分析警察权的特征,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对立层面对警察权的双重来源及冲突进行了探讨,在自由与秩序两个不同价值层面上对警察权的双重目的及冲突进行阐释,并在事实与价值两个不同的要求层面上对警察权提出了双重限制。     

论精神安宁权的克减——兼及警察权的行使限度

作为一项与人的自我存在和发展需求相联系的基本权利,精神安宁权具有可克减性。承认精神安宁权的可克减性,可借以防止保护立场滑向情绪标准和纯粹法律道德主义。在进行克减目的正当性衡量时,宜针对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状况选择不同的公共利益衡量标准。对公共利益目的的强调亦须以个体权利的维护为价值取向。国家警察权克减公民精神安宁权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理论和悲悯原则。在限制权利的制度依据上,宜借鉴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规定,对我国相关制度体系予以完善。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

构建宪政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而近代宪政之路却充满艰辛坎坷,种种宪政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欠缺宪政建设需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外,一味把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政全盘吸收而忽略本土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构建宪政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出发,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的宪政思考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是行政权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一起被视为现代行政权运行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实践中经常出现违反行政处罚公正原则的情形.完善行政处罚权控制的完政机制保障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权和公民权不受非法行政干涉的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行政权运行无效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社会制约层面上,发展壮大社会组织防止行政权的异化.     

关于党执政能力的宪政思考

党的执政能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现代宪政的本质要求、按照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依法行使和控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能力。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按照现代宪政的要求,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努力实现、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行政相邻权——以警察相邻权的产生、定位与行使为视角

警察权从来就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警察相邻权的视角探讨行政相邻权具有代表意义。警察相邻权是传统警察权动态演进的必然结果;警察相邻权是非警察权属性下的行政相关权力;从警察实务角度看,警察相邻权的行使需要从警察执法理念到警察执法手段的革新。     

浅析大型群众性活动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问题——以厦门市为例

随着厦门市大型群众性活动数量的激增,大型群众性活动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不断增加。以厦门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为例,现行应急处突工作中存在承办方责任落实不到位、应急处置预案不够完善等不足,为此应提高思想认识、完善机制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培训演练。     

浅析大型群众性活动中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问题——以厦门市为例

随着厦门市大型群众性活动数量的激增,大型群众性活动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不断增加。以厦门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为例,现行应急处突工作中存在承办方责任落实不到位、应急处置预案不够完善等不足,为此应提高思想认识、完善机制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培训演练。     

论宪政制度下的个案监督——以《监督法》为视角

司法机关办了错案，最有权成的法定监督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监督纠正，还有什么机关能监督纠正？《监督法》对个案监督既没有作出肯定的规定，也没有作出禁止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个案行使监督权并不违法。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如何正确行使个案监督权，是确需研究的问题。     

论宪政的程序之维——以程序在宪政中的地位与价值为视角

程序在宪政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我国宪法学领域,程序问题一直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我国现行宪法中程序性条款的规定在全部条款中所占比重很小,程序性规范严重缺失导致我国宪法的实施失去了充分的内在保障。借鉴西方宪政程序的建构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宪政程序,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