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低生育率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90年代进入了较稳定的低生育率阶段。世纪之交,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1.8,低于更替水平很多。就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     

“全面‘二孩’背景下的育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育儿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妇女发展议题愈发引起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育儿问题不仅与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紧密相关,也是关系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2017年9月16-17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台湾怎样应对“超低生育率”

正自2003年起,台湾成为超低生育率之地,2015年生育率为全球第二低。维持世代更替平衡的生育率约为2.2,而近5年,台湾生育率都在0.895~1.165之间。为此,台湾这些年,没少为"生孩子"的事着急,出台各种措施鼓励生育。无奈生育率还是连年降低,总是徘徊在全球倒数的水平上。"人口红利"在台湾已经逐步耗尽,2016年开始,台湾老年人口将超幼年人口。生育率低殃及台湾高校招生。早在2015年4月,台湾教育部门就宣布,     

“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从国家计划到生育自主:中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趋向

本文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变迁历程,对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影响其立场的生育率测算在人口学界的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基于目前中国的社会背景及人口现实,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使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已是大势所趋;即使生育自主,人口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警惕"低生育陷阱",并在必要时实施鼓励生育及配套的社会政策,使中国人口更加良性的发展。     

加快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体系

正人口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结合前六次普查数据,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低生育社会风险正不断累积。对此,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职业模式与生育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妇女的经济状况(本文旨在研究其职业特点)如何,将直接影响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导致不同的生育特点.在评价妇女地位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中,妇女的经济地位占据重要位置.包括妇女不在业人口比例、职业结构、劳动就业的性质及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经济状况,都构成衡量妇女自身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微观上影响着妇女自身的生育决策,宏观上影响着国家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妇女职业状况与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这是已被实践和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的.随着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机会的增加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扩大,将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基于这一事实,研究妇女职业模式与生育控制的相互关系,把就业决策作为生育控制的一个主要经济手段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下,传统的就业机制行将瓦解,而对新的就业机制下妇女的职业模式与生育状况之间关系的特点有必要进行预见性研究.云南是一个边疆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现代产业部类难以得到     

三峡库区政策外生育的调查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强制性政策控制的结果,低生育水平背后还有诸多不稳定因素仍蕴藏着巨大的“生”机。近日,笔者对重庆市万州区近5年政策外生育的部分对象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走村入户、走访政策外生育妇女,发现当前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不容乐观,这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努力控制政策外生育,确保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一、当前政策外生育的倾向一是生活富裕“能生”。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总和生育率虽有变化，但波动幅度较为平缓。作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现金补贴、产假制度及托育服务方面率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试图缓解“低生育率陷阱”带来的后果。本研究从家庭补贴、产假制度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阐述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以瑞典、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为例，分析和对比这六个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侧重点，并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具体数据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在反思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认为在三孩政策下，中国应从审慎使用大范围、高额度的现金补助，倡导周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落实以保障女性权益为目标的灵活产假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的完整性托育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及伴随的青年生育率低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生育率不仅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文章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和形成逻辑,探讨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青年的控制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不仅拓宽了学术界关于青年生育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对开展生育政策推广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妇女与世界人口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非洲妇女的生育率最高,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5.8个小孩,而肯尼亚妇女又居世界之首,每人平均生7个小孩。欧洲妇女生育率最低,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8个小孩,最少的是德国     

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基于湖北省多点口述史与鄂北冯村的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多点口述史访谈与鄂北冯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材料,旨在系统分析集体化时期(1962-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根源。研究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集体化时期迅速下降,是当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源于个体生活实践对生育进行了归因,发现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必然会导致生活愈艰辛。而造成生育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变革的非均衡性: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及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再生产的制度及性别分工制度变革滞后,妇女在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生育的艰辛。制度系统性调适不足使妇女缺乏缓解生育与生活紧张关系的渠道,最终导致传统生育文化与生存理性达成了妥协,其生育意愿是在满足至少一个男孩与最优家庭供养能力形成的区间。对当前的启示是,实现"二胎"政策目标需要通过配套制度设计来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     

保障就业合法权益 提升妇女生育意愿

正女性是生育的主体。当前,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长期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虽然,造成我国妇女生育意愿偏低有多方面原因,但不可否认地是生育—就业冲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据统计,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在生育与就业艰难平衡下,一些妇女主动或被动选择放弃、减少或延缓生育。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其中特别强调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解读三孩生育政策 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一项具有广泛牵动性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实落细,6月19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主办"解读三孩生育政策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线上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影响及相关配套措施构建展开了精彩、深入的研讨。本文为与会专家根据会上发言内容整理、修改后统一编排而成。     

生育文化转型对生育率的影响——以贵州省为例

生育文化影响着个人生育观,生育率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文化的转变。通过对比贵州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城乡生育水平的差异轨迹,研究生育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探讨培育生育文化转型的社会环境,以期建立新型生育文化,推进贵州整体"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营造贵州和谐人口环境。     

日本政府为促进妇女就业采取的对策

M型就业是日本妇女的主要就业方式之一,虽然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颁布过妇女M型就业的法律政策,但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是世界上最典型的。M型就业是指由于结婚生育而形成的妇女劳动力率(劳动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的变化,即女性毕业后参加社会劳动,到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长大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婚前就业的第一个高峰和育儿期后再就业的第二个高峰。由于这一变化曲线形似"M",所以国际上通常称之"M型就业模式",在日本也称为"中断型就业"。 日本妇女M型就业状况及其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日本妇女的M型就业模…     

“全面两孩”政策下促进妇女平等就业的路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与妇女及其家庭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要兼顾妇女发展,才能使政策尽快落地。为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贯彻落实,帮助男女两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对妇女发展友好的社会环境,《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借鉴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从性别与发展视角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顶层设计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与妇女及其家庭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要兼顾妇女发展,才能使政策尽快落地。为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贯彻落实,帮助男女两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对妇女发展友好的社会环境,《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借鉴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