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规制的法律困境与消解路径

算法的透明规则、反歧视规则和自动化决策解释规则,基本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算法治理规则体系。但是,算法商业秘密的权利保护与相对人知情权之间的矛盾、算法歧视的合理性标准与治理模式选择,以及自动化决策权和拒绝权的矛盾,在该算法治理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合理解释上述规则的基础上,应通过治理算法黑箱实现对算法透明的制度构建,差异化治理算法歧视以选择适宜的监管模式,规制算法自动化决策和重点权利保障领域来完善算法的反自动化决策规则。     

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随着算法应用场景的扩大,算法歧视问题日益突出。通过梳理算法歧视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分析算法歧视的类型,将法律规制的重点落在深度学习的算法歧视上面,以算法公平为基本原则,从数据和算法两个角度对算法歧视进行规制,并建立算法问责制度以应对算法歧视的危害结果,从而减少算法歧视的产生。     

违法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责任探讨

对于行政机关的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消极效应,责任追究是克服与化解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的责任研究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责任应界定为政治责任、宪法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

对算法“技术赋能”与“技术负外部性”的不同关注使学术研究产生了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不同路径,却因此忽视了二者的有机联系。本文通过引入公共价值理论,构建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中,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算法规制创造程序价值。在二者关系上,算法治理催生算法规制,算法规制规范算法治理,二者的整合有助于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促进“善治”的实现。从公共价值视角厘清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逻辑关系以后,政府可以积极利用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构建“算法问责制”创造程序价值,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标准推进算法应用,并倡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价值创造。     

浅议地方人大对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加强工作监督、法律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相比之下对地方规范性文件则监督不够 ,特别是对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凸现出一些问题。     

浅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

通过剖析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对民族地区的立法的重要性和立法条件进行分析,得出自治地方更加需要用法律手段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调控和保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自治立法,对经济活动依法进行调整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以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论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

转投资是公司重要的经营方式之一,但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如资本虚增,控股公司将从属公司作为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工具,经营者控制公司,债权人或小股东利益受损等。国外立法对转投资的规制措施可分为事前规制与事后规制两类。我国新公司法对转投资的规定较旧公司法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缺乏转投资披露制度、缺乏相互持股限制和关联公司制度等不足,应进行补充完善。     

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审视及算法规制探析

大数据推动了证据体系“本”的提升和“质”的嬗变。司法审判中,既可以运用“大数据证据”办“大体量案件”,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升华;也可以实现证据体系由海量数据所包围、以算法驱动智慧庭审的新样态。对于大数据证据在审判中的定位,相关学说观点在理论与实务中大相径庭。鉴于大数据复杂海量的特点,不应纠结于证据种类的划分,而应将其看作辅助判断证据的形式要素。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证据的运用面临着两层难题,一是取证、质证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二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由于数据本身具有的算法歧视、非透明等特点,大数据与证据耦合易引发潜在风险。在庭审中,对大数据应当精用慎用,构建“鉴—取—审”一体的证据审查体系;同时,搭建数据信任的桥梁,厘定获取大数据证据的“有限第三方”理论,设置特定指向的公开披露,为算法信任设置正确导向,积极发挥大数据在各审判阶段的价值效能,完善其介入刑事证据体系的逻辑合理性,更好地促进未来证据体系的发展变革。     

论网络购物的法律规制

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常出现网络欺诈难防范、购物安全难保障和发生纠纷责任主体难确认、诉讼管辖难确认等法律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对网络购物进行专门有效的规制。从法律规制的视角进行探究,对于充分发挥网络购物的优势、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及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卧底侦查法律规制的思考

卧底侦查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团伙犯罪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尽管卧底侦查必须使 用一定带欺骗性质的侦查手段,有时还要参与某些犯罪行为,但却是追求司法公正价值和打击犯罪功利价 值之间平衡的必要选择。对卧底侦查应实行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卧底侦查的对象应具有特定性;卧底侦 查中获取的物证具有证据能力;应完善卧底警察权益保障机制,并明确违法侦查的责任机制。     

新闻采访权的法律规制路径研究

由于人们对新闻采访权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且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使得在现实中新闻采访权与其他权利甚至是公权力相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路径对新闻采访权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应明确界定新闻采访权,提升立法层级,增加授权性规范,规范新闻采访手段的使用,完善新闻采访权的监督机制,建立新闻采访权行使的程序机制。在司法层面应赋予记者特殊情形下的司法请求权,强化指导性案例在新闻诉讼中的适用。     

美国政府航空运输业法律规制的历史考察

美国在航空运输业规制改革过程中,以整个政府规制体制的总体框架为依据,制定了完善细致的法律法规。美国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完备的法律制度。考察美国政府对航空运输业法律规制的历史,对我国当下的民航运输业改革颇有启示:我们要加快行业立法;修改、创制相关法律、法规,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制定反垄断法;完善民航执法制度。     

卧底侦查及其法律规制

卧底侦查在侦破有组织犯罪及无受害人犯罪方面效果显著。如不对其加强法律规制 ,则可能出现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后果。我国在卧底侦查立法方面 ,应确立卧底侦查的合法化原则 ,建立对卧底侦查的监督约束机制 ,加强对卧底侦查人员的安全保障。     

性骚扰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性骚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复杂化,性骚扰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参照世界各国对性骚扰问题的法律规定,我国应在制定和修改民商法律时,正视性骚扰问题,并加以合理、有效规制.     

公共利益的界定与法律规制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内容，是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之一。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人们试图列举出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以期给公民、法人和管理者一个清晰明了的“单子”，使人一目了然，有所遵循，以解决部分地方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开发商之利，导致拆迁、征地中纠纷不断，甚至引发出难以理喻的种种事端。但是，讨论、争论之后，大家发现，“公共利益”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要用法律条文加以界定，竟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非公务机关个人征信的法律规制

探讨了对非公务机关个人征信的法律规制:非公务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征集与处理必须通过国家信息主管部门的授权与许可;非公务机关在征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必须要遵守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的规定;非公务机关在征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要采取一定措施保障信息所有者的权利,并承担造成信息所有人权利侵害时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