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研究

为全面、系统、精准地识别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潜藏的隐私风险,并助益隐私风险治理推动数据开放进程,基于"机制"原理,结合风险治理理论,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框架,该框架以识别执行机制为核心,由识别定向机制、驱动机制、调控机制及各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根据隐私保护原则,运用以数据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隐私风险检查表法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隐私风险包括目的无关风险、告知意外风险、许可无效风险、质量低劣风险、安全侵害风险、重新识别风险、违规操作风险、未经授权风险。构建的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重要价值。     

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全球化视野中的风险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风险已经成为无法规避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树立全球风险意识,启动全球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存在着自然风险、结构性风险、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等诸多类型.而完善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是社会风险防范的坚实基础,只有积极协调社会利益、培育社会中间层、塑造畅达的社会流动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建设,才能有效消减和化解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中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挑战与变革

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特征构成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风险的不可预测性、知识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蔓延性以及人为性成为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主要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应当在治理的理念下，从风险沟通、资源整合、应急决策、主体联动、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对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进行变革。     

政府数据治理风险及其消解机制研究

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重视政府数据治理改革,同时关注其背后的风险,是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应有之义。数字政府建设与风险消解应成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核心议题。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建构、关键成功要素分析(KSF)等方法,解构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为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推进创造条件。政府数据治理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括决策和领导风险、数据风险、技术风险和数据平台的运维风险等。基于对政府数据治理整体绩效的关照,有必要采取改进措施:优化决策和领导机制,保障组织基础;保证数据质量,优化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技术整合能力,完善治理平台;增强数据整合和运营能力,共享治理成果。     

将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嵌入行政决策

识别风险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可以共存。各级政府需创新社会治理,积极作为,从决策初期就嵌入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规避系列措施,政府生态治理的理想蓝图才能循序开展。环境风险可分为突发环境风险与累积环境风险,前者指突发事故排放或物质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时大量排放影响环境质量的行为,后者指人类开发活动中潜在的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具有长远影响的危害行为。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新能源产业用地的通知

<正>宁政办发[2015]108号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土资源厅、农牧厅,宁东管委会,宁夏农垦集团公司:近年来,我区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装机规模不断扩大,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部分地方将新能源项目布局在引黄灌区的城镇周边和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出现了用地面积过大、挤占耕地后备资源等问题,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探析

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要让真实的所有者归位,完善产权结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接下来就是走改制上市之路,接着落实科学的决策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最后还要做好风险控制。     

组织视角下社会治安领域“灰犀牛”风险分类与应对策略

当前,社会各领域风险事件日益增多,治安领域的“灰犀牛”风险尤其突出,提高社会治安风险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组织视角审视社会治安领域“灰犀牛”风险的演化机理,能够发现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人”或组织上的主观失察或放弃积极应对。据此分析基于“组织失误”的风险分类,包括制度空转型、对策迟滞型、表象掩盖型、极端突变型以及认知受限型5类社会治安“灰犀牛”风险,并由此加强社会治安“灰犀牛”风险治理的精准施策,健全重大风险治理的责任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风险监测体系,有力推动社会治安风险治理能力的提升。     

婴幼儿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的法律建构

我国仍未建立起完善的婴幼儿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表现为立法不完善、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分段监管的弊端未彻底纠正等。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文章指出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应兼顾科学性和民主性,以此为原则,逐步建立健全现行立法、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机制、划拨风险防范专项资金、构建以常态化项目为主的监测机制。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随着生物安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体现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贯彻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系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权威性领导机制以及整体性组织协调机制也符合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蕴含的法治思维、法律保障机制、法治价值等法治逻辑，可从树立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明确生物安全立法的整体性定位、强化政府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性角色等方面探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着普遍性风险与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是社会所有阶层都面临的风险,特殊性风险是某些阶层所面临的风险。以财富的多少与权势的大小所决定的风险分配的不平等逻辑,决定着阶层对风险的认知水平、阶层的风险承受力、阶层的风险应对力以及阶层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取向等方面。无论是普遍性风险,还是特殊性风险,都存在着风险层层转嫁的可能。风险转嫁的后果,促使普遍性风险进一步恶化,特殊性风险转化为普遍性风险,最终使逃避与转嫁风险成为不可能。因此,强化风险分担意识,培育社会下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和健全以风险的预警机制、风险的应急机制、风险的强制分担机制、转嫁风险的惩罚机制等为内容的风险治理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义、实践和走向

高风险社会的来临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绩效,能否有效回应各种风险挑战已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出发,近年来在我国实践中兴起并快速发展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各地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切实加强风险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成果。本文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模式、特点、评估对象、第三方评估和制度化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新情况和做法进行了述评。最后强调,当前进一步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在解放思想、消除认识误区和加强官学双方沟通的同时,着力解决好评估主体确定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风险的逻辑遵循、成功经验和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经历了无数次风险,在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形成了防范化解风险的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经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坚持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以史为鉴、科学把握局势。新时代必须要创新党组织对风险的处理模式,增加非政府行为者对风险治理的沟通参与,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治理,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