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下民生服务的合作生产何以实现？——以S市社区团购为例

在社会面管控的应急状态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专业生产者往往因信息不对称或资源短缺等方面的局限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出现民生服务专业生产方式的失灵。合作生产能有效激励公众参与,整合多方资源,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实现供给端的持续优化。S市社区团购的案例表明,重大突发事件下民生服务的合作生产是一个倡议—响应—扩散—反馈的连续过程,利己与利他多重需求的共同驱动、多形态资源体系的支持、社会性网络关系的培育以及有效的生产秩序管理是合作生产生成的内外部条件。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合作生产能有效降低公共部门回应多元化民生服务需求的现实压力,合作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性网络有利于修复公共信任关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以及重塑多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建设

加强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建设,有助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具有社区性、综合性、服务性等特征。目前农村社区合作组织还面临不少问题,需要从理顺关系、股份制改造、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完善有关法规制度等方面,创新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内外机制体制,增强其为农服务的实力和能力。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面向未来社区的合作治理:逻辑、限度与进路

未来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发展模式,其治理不再是政府单向指挥的"独角戏",而是以多元合作为根本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治理变革。这一新变革有着自身的演进发展逻辑,是国家成长和社会自治发育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它开启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国家民主与社区善治的路径,契合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新选择,同时它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然而,未来社区的治理显然是超前性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化解合作治理过程中的行动限度,就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治理架构,为未来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可能。     

哪些因素阻碍社区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出台相应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成效初显。但由于我国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处于初级阶段,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供给理念较为单一、居民参与意识相对薄弱、缺乏专业文化建设人才等。这需要各方采取针对性措施,规范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深入推进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

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其合作提供的困境。我国农村社会资本雄厚,可促进公共服务的农民合作供给。文章对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用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农民合作行为选择及其机制,提出了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供给的政策建议。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吸纳式供给”与“合作式供给”——以社区减灾为例

本文研究多元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形成机制。在社区减灾中,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有吸纳式供给和合作式供给两种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政府对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经向政府、社会公私合作治理转变,不过,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存在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行政考核形成的压力环境、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度。     

公共服务跨界合作:碎片化服务的整合

现代社会日益动态化、多元化和异质化的公共需求迫切要求政府部门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提高服务品质和回应性。公共服务的跨界合作通过部门间协同构建多样化服务供给框架,将碎片化的服务整合到连续统一体之中;通过权力共享构建竞争性公共服务供给网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动态的公共服务传输机制寻求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北京市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成功案例佐证了这种以完备的框架结构、共享的组织关系和弹性的传输机制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跨界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备选机制之一。     

城市新社区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务实证研究——以武汉市J社区为例

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城市新社区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对武汉市J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老年人基本认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在精神养老方面的重要性;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群众自主供给为主、社区居委会"要素式"扶持为辅的发展模式;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频率和信息传达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社区老年人社会分层严重,文化水平、自我认知等因素对老年人的文化参与度有较大影响。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丰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加大社区"要素式"扶持力度和范围,大力培养社区老年人志愿者队伍,创新社区文化活动形式。     

“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目前面临着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组织关系不顺、社区自治能力不强、公共服务落后等诸多问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结合"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状,探讨"村改居"社区的特征,分析目前"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困境,并提出"村改居"社区治理亦应从集体经济改制、理顺组织架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优化公共服务等目标展开。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社区健身事业如何得到长足发展

当前,全民健身需求被极大地激发,掀起了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作为国家最基层的组织形式,社区有义务和责任为全民健身提供管理和服务响应。当前,我国社区健身发展存在中青年群体参与度不高、供需结构性失调以及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社区应加强宣传力度,充分激发居民的健身热情;着力解决社区健身的供需矛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促进社区健身事业健康发展。     

社区健身事业如何得到长足发展

当前,全民健身需求被极大地激发,掀起了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作为国家最基层的组织形式,社区有义务和责任为全民健身提供管理和服务响应。当前,我国社区健身发展存在中青年群体参与度不高、供需结构性失调以及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社区应加强宣传力度,充分激发居民的健身热情;着力解决社区健身的供需矛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促进社区健身事业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演进: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研究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形态、结构和承载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城市社区也受到外部变化的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本文以PV-GPG理论框架为视角,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初期以管制为主、政府通过行政途径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逐渐转向政府支持,社区负责组织和提供服务,以发展社会资本为目标,而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由政府主导,社会、社区、市场多元主体合作互补来实现冲突的调解和公共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基于公共价值的治理思想。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境,城市社区治理中仍应重视公共价值,并以促进价值生成作为治理目标。     

论社区警务机制的有效构建

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警务与我国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给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应以全方位的警务服务为先导,着力提高社区民警信息化应用能力,转变社区民警执法理念,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实现警民携手、并肩合作,共同治理社区秩序问题。     

做好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是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路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中的结构困境、服务难题、秩序危机、测度问题,迫切需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强化服务能力,修复秩序体制,健全评估体系.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