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几七会议——八七会议召开原因之我见

八七会议的召开，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和决定的。八七会议召开的真实原因，一是为了必须尽快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的正确性；二是统一中共中央领导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承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只能由中共中央前领导者陈独秀负责，不能让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承担失败的责任。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一部实事求是的创新之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评介

姚金果　苏杭　杨云若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2 0 0 2年10月出版的学术专著《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大革命》 ,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 ,本课题的研究 ,力图达到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 ,对新档案反映出来的新问题 ,即以前鲜为人知或知之甚少的问题 ,尽量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填补以前研究的空白 ;第二 ,对以前有争议的问题 ,通过运用新的档案资料 ,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三 ,对以前由于资料缺乏所造成的史实上的谬误和错误的结论 ,根据新的档案资料给予修正”。依我之见 ,本书圆满地实现了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学术…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联共(布)前期检查与监察制度的演变

考察联共 (布 )在执政前、 执政后的战争及和平三个时期党的检查、 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列宁关于检查、监察工作的遗嘱,可以看到,后来的实践同列宁的思想的差距。     

列宁关于俄共（布）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理论与实践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初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列宁为巩固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重温列宁关于俄共（布）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理论,总结其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意识以及夯实执政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它适应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一苏”大会的准备和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并且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苏共历次清党的经验和教训

苏共从1919年开始到1939年的20年间,在全党范围内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清党。清党是苏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党的队伍建设的一种特殊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因为缺乏科学标准等原因产生了不少问题,留下了一些惨痛教训。认真总结苏共清党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论中央苏区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探索与贡献

中央苏区的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和知识教育,不断提高防腐反腐的能力,加强为政之德的政治伦理教育,营造反腐败的舆论氛围。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有法可依,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发挥行政监察机关的作用,强化舆论监督,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廉政文化建设要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并作为执政党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同时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怎样被破坏殆尽

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但苏共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苏共的消亡 ,其主要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 ,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 ,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可以说 ,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即是因为缺失党内民主而消亡的。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我党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探析

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青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我党建党时期在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有一系列的理念、方法和途径,可以为新时期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借鉴。     

建国以来我党对反腐工作的探索

反腐是我党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反腐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并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毛泽东重视加强党内教育和发动群众监督;邓小平从制度、体制上透析腐败成因,指出反腐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法制轨道上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江泽民在总结建国以来反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套从源头上着力,标本兼治的反腐理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诉讼制度及其评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政权建设方面作了许多有益尝试,为保障工农民主权利和巩固新生政权,摸索出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诉讼制度,比如以四级两审终审为主的审判制度、巡回法庭制度、审判合议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这些制度为新中国社会主义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教训及启示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建设实行绝对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否定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内派别活动,破坏了党的组织统一;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高调宣扬＂公开性＂和＂民主化＂,但实际实施高度个人专权。以苏为鉴,当前我们党的党内民主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最根本的要构建具有自我矫正纠错和修复能力的体制和机制;坚持改革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反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浪漫主义和急躁冒进以及无所作为;正确把握民主的特性、边界和功用;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