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可接受性的“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

与其说提出裁判可接受性是司法裁判的一个规范性要求,不如说它所揭示的实质是司法的信任危机。虽然司法机关采取了包括司法大调解等诸多改革举措,但并未根本上化解这种危机,反而陷入了进一步恶化危机的困局。要突破这种困局,走听众指向的司法改革道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即将听众的价值纳入到司法改革制度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改革的发展。     

技术性：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

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不断呈现社会化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热点司法个案已开始成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司法风险也在逐渐地呈现.就司法的社会公信力而言,中国司法似乎已经无奈地陷入到了塔西佗陷阱当中.在司法权威的建构上,中国司法迫切地需要在司法的技术性层面不断地努力.虽然司法技术并不构成公正司法的充分条件,但无疑却是必要条件和最低评价标准.对于司法权威而言,技术性乃是司法权威的一个内在面向,技术性司法权威的建构需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来获得社会的普遍性认同.     

文义解释的司法操作技术规则

经过长期的法学理论阐发与司法实践尝试和检验,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指引和规范文义解释司法运用的操作技术规则,主要包括语法规则、语义学规则、概括性法律用语规则.通过运用一系列以明晰的规则表达的文义解释操作技术,法律文本的意义模糊问题得以消解,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正义.文义解释规则化操作表征着,实体正义恰以形式正义为前提条件而获保障.     

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

能动司法命题的提出及其争议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当下法律人尝试着建构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司法方法与司法模式的努力,而且也反映出当下中国司法/法治只有在与西方法律话语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建构自己的法律命题与法治理论。无论能动司法的命题最终能否成为撬动中国法律发展逻辑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观察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型塑中国新司法的一次机会。面对一个多元且又断裂的转型中国社会,如果能动司法能成为中国司法的一种新机制的话,那么它不仅要建立在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的基础上,而且在司法方法上也应更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     

司法公信力若干问题之探讨——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机关根据其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程度.其构成要素包括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司法主体的自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以及司法裁判的终局性等四方面的内容.时下,我国司法公信力低下.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增强法官的自律性,增加司法的透明度以及保证司法的终局性,以增强司法公信力.     

解决司法资源失衡问题之我见

全国各级法院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的尝试大多集中在设计合理的诉讼制度和程序上。     

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与法学界的反思——以北京市旧司法人员清理与改造为视角

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其理念与制度产物仍影响着现今司法体制的建构.司法改革运动的一条隐形动因是破解"案多人少",重塑审判工作模式,为新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人民属性"的法理诠释,并尝试建设"政治维度"、"人民维度"和"法律维度"和谐共生的新型司法制度.1957年整风期间,法学界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囿于意识形态干扰,最终酿成"反击右倾扩大化",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司法制度全面倾斜"政治维度",进而演变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灾难.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及完善的理论探讨

刑事和解是基层司法机关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司法改革尝试,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受到各方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理论界和司法界更是对其表现出极大热情.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已经开始进行摸索尝试,正在观察其社会和法律效果.刑事和解作为刑罚处罚的一种方式,在刑法中无明文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地方试点更多地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地方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亟待得到完善.然而,刑事和解是突破传统的产物,有很多根本性的理论难题需要解决,各地的司法实践也规格不一,比较混乱.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阐述.     

世界正义的发展与主权利益的选择——国际人权司法化与中国立场

国际法的司法化是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关键环节,而人权法的司法化则是这一环节中的重要部分.当今的国际人权司法体制在区域的维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全球层面上则仅做出了初步的尝试.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成体系的规范、组织和程序,以及不平衡的设施.为此,应当着力于国际人权司法的体系化、强化和均衡化.中国作为地位正在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应...     

论我国司法监督资源的优化整合

当前,我国司法监督资源丰富。主体众多且监督泛化的司法监督易导致司法权难以独立公正行使和监督效果不佳,司法监督资源存在着优化整合的必要性。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强化并完善对法院司法权的专业化法律监督路径,弱化并整合对法院司法权的非专业化监督路径,同时努力实现非专业化监督路径与专业化监督路径的良好对接是优化整合我国司法监督资源的一种探索尝试。     

司法规律层次论

司法规律属于社会规律之范畴。它内在地包括构造论规律、运行论规律和生成论规律三个基本层次。其中,构造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构成单元及其相互关系和基本属性;运行论规律揭示出司法的运行方式及其基本法则和价值趋向;生成论规律则揭示出司法的生成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和深层本质。借助于由构造论规律和运行论规律所构成的司法客体规律,可以认识和把握司法现象,唯借助于生成论规律方能认识和把握司法之本质。在生成论规律看来,司法规律并非在先给定,也非司法本身所固有,而是在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因此,由司法体制及其构造与运行模式等所构成的司法客体形式,并不是司法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认识司法本质的一种媒介。欲认识和把握司法的本质,必须从客体规律转向实践规律,转向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司法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转向支配司法实践的司法社会关系之中。     

平和司法初探——以暂缓起诉制度为视角

平和司法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的一个尝试。从2006年烟台市检察机关开始在全市确立平和司法理念,逐步推行平和司法程序至今,烟台地区各个检察院不断探索,深入实践,在平和司法与暂缓起诉制度相结合的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对推动我国公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     

论我国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前提及方向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来源于建国初所确立的人民司法理念,并且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司法一词一直没有在建国后制定的四部宪法中得到规定,说明司法制度截至目前仍然属于执政党政策调整的范围.我国司法管理体制,主要是审判组织体制、检察组织体制和党委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体制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我国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六项建议,为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     

摆脱司法困境: 司法内在化解维度探析

在现实司法中,外部的干扰与内在的缺陷使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面临一种困境.摆脱困境,需要能动司法与善意司法的嵌入与融合：善意司法表现在司法动机、目的、行为等方面,能动司法表现在司法解释、司法参与、司法矫正等方面.因此,只有以善意适法、公平正义为目标改善司法形象,以能力提升、能动司法为目标提高司法水平,以尊重良俗、德法互济为目标完善司法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司法成为法治前行的力量,才能实现法治对司法进步的期待.     

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及提升途径

司法兼具建立司法权威和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双重历史任务.只有司法具有了公信力,才能保证司法的历史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同时,司法具有公信力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和必要基础.然而当今社会,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令人堪忧,因此,必须深刻分析其成因,采用有效的方法,改革和建设司法体制,重建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中国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再探讨

文章分析了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制度现状,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区际司法协助模式构建的目标和原则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研究国外常见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研究以及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学说争议.本文认为我国构建区际司法协助模式的途径,可以尝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宏观层面的宪法协调模式和微观层面的分阶段模式.     

平和司法：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关于平和司法理念与实践的调研报告

平和司法是在学习国外恢复性司法理念、实证分析烟台市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考察外地检察机关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命题,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的一个尝试。平和司法可分为司法心态(基础要素)、司法模式(手段要素)、司法境界(目的要素)三个层面,与恢复性司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层次性和层次之间的互动性。平和司法在执法理念上与传统的司法理念有很大的转变,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实践平和司法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防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维护被害人和犯罪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

现代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体现现代法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是检察机关发挥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因此加强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研究,将司法救助的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救助的司法惠民本质.     

司法的悖论——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探究

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一对主要矛盾,即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所展开的争论进行探讨,试图以内在的视角考察西方司法制度的历史,揭示作为司法手段的司法的精英化与司法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进而阐明西方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和谐并使之共同服务于司法的目的,即公正裁判维护社会正义.而对于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来说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弄清司法之目的基础上应当以内在的视角考察中国当下的司法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寻找作为人类共识的思维方式之中的共性.     

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二五纲要》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内涵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当前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摆脱庙英美判例法制度关照案例指导制度的路径依赖,笔者尝试进行界定认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关键不在名称,而在于其实质以及制度设定的内涵。案例指导制度本身并不一定必然地与判例法制度相联系,其完全应当是司法审判本身自有、自在的一个规律。案例指导制度主要具有接近司法正义、彰显司法理性、整合司法资源等法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