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有理 拆有据——《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解读

2013年5月28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理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3〕69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是省政府为保障全省"三改一拆"行动专门制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对于指导各地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拆违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正确理解和执行实施意见,对于做好     

给付拒绝纳入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理论探讨——以《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的改变为视角

《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改变表明了给付拒绝有被立法者采纳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可能性。本文以此为视角,基于比较法的考察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现实中出现的弊端,论述了其合理之处。并提出了将给付拒绝纳入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立法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给付拒绝的具体内容,采用＂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执行＂的模式,严格限制给付拒绝的适用条件并细化程序。     

论公务员对违法决定或命令的相对不服从——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立法解读

公务员对违法命令是否具有服从义务,行政法上有绝对服从说、绝对不服从说、相对服从说和陈述意见说四种观点。现代公务员立法多采相对服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突破了《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意见陈述说,以相对服从说作为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该法第54条规范结构包括规范对象、规范主体、服从与不服从的范围、界限及责任等内容。通过规范考察和比较分析,公务员对违法命令不服从制度还需在报告义务的规定、明显违法范围之明确以及上级决定或命令的书面形式等方面予以完善。     

检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和第64条之适用——从两则案例谈起

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被规定于《公司法》总则部分第20条第3款和一人公司章节下第64条。该制度的构成要件不甚明确,以一人公司是否仅依据第64条足以揭开其面纱最为突出。考虑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通过法律解释学上的分析,应把资本弱化、混同和过度控制加以司法明示;一人公司人格否认除符合第64条外,还应符合第20条第3款。     

关于《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争议及评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了我国涉外合同的冲突规则,但因其条文原则性强,且较以往国内法规定有较大不同,引发了学者关于第41条特征性履行方法地位的争议。其主要表现为“转换观”与“未转换观”两种学者观点间的对立和冲突。综合国内外立法及实践状况,我国合同冲突规则理论应采“转换观”,认为第41条借鉴了国际立法,将特征性履行方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于合同冲突规则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转换,并可考虑通过一些细化措施,如制定特征性履行方法一般规则、明确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对特征性履行方法的替代、补缺地位并细化其操作方式等途径进一步完善特征性履行方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立法初探——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判断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其在法典中所处位置、入罪条件、犯罪性质、责任主体与主观方面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给权力的舞蹈戴上镣铐——浅析《行政强制法》立法中的“比例原则”

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从行政诉讼法到行政复议法,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再到行政强制法,其蕴含的法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平衡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从实体和程序两方向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部部法律就像一座座里程碑,清晰地标画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前进的道路。     

行政犯中前置性规范的结构化分析——兼评《刑法》第96条规定

关于行政犯中前置性规范的界定,将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排除在外,是对《刑法》第96条“违反国家规定”的孤立、片面理解。相较之“立法委任说”,“构成要件解释说”深刻揭示了行政犯中援引规范的本质,因此应将具备解释功能的全部行政规范作为要素纳入行政犯中前置性法源系统。在该系统内部,因诸要素的功能、作用与地位不同,根据前置性规范是否可以直接援引以及解释力度的强弱标准,需要对其进行结构性、层次性构建。法律、行政法规因效力较高,可以直接援引,可归入第一阶层的“补充规范”;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是对“补充规范”的进一步具体化,对刑法规范也有间接解释作用,但效力位阶偏低,可将其作为第二阶层的“次补充规范”。在前置性规范的援引中,应当坚持“补充规范——次补充规范”的适用逻辑。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不完全适应机动车侵权责任;严格责任原则也并非是合理选择。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当是过错推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某些规定究竟确立何归责原则并作出相应规定,仍有探讨和修改的必要。     

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案件的行政判决方式研究——以《行政诉讼法》第77条为视角

2014年《行政诉讼法》对变更判决的条件做出修改,其中“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被修改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并纳入新法第77条,同时增设了“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规定。虽然“显失公正”到“明显不当”的变更为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而变更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迄今为止学界和实务界对“明显不当”的内涵及认定标准仍存在争议,对依据本条规定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准确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的疑惑依然存在。从学理层面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判决方式的判定作出回应,是当前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国《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的国际法依据——以国家主权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中有关国家主权的规则的列举,结合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的实践进行阐释,详细论证了《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在国家主权方面的国际法依据;通过对国家主权与反分裂的关系的剖析,说明了规定《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显明意义,是中国政府面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时的必然选择。     

《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之责任重构——一个法经济学的路径

《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对被监护人拥有财产情况下的赔偿费用支付作出了安排,然而这一安排并不合理。盲目地、不加区分地适用该款不仅有违法律保护弱者的宗旨,而且会导致《侵权责任法》预防和惩治侵权行为的目的落空。依据经济学外部性分析和事故成本由最低成本防范人承担的风险负担原理,可将该款依据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和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状况具体拆分为四种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责任分担方式进行重构,以更好地实现监护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和《侵权责任法》预防侵权行为发生的价值追求。     

“韩雪案”的法律再思考——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0条之规定

歌手韩雪2006年曾以侵犯肖像权为由状告重庆爱德华医院,终因欠缺支撑人身损害的相关证据,其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在侵权责任法功能重塑的背景下,《侵权责任法》第20条确立了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制度。该制度的出现,确实有利于解决类似韩雪案的侵权赔偿问题,但仍存一些待完善之处。建构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制度,必须增加侵权人恶意这一构成要件,并应扩大《侵权责任法》第20条之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新审视——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之规定

二审发回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诉讼效益低、诉讼成本高、两审法院之间组织管理出现矛盾等制度瓶颈问题。新近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对其作出了最新的修正,包括缩减适用范围、合理限定程序事由、规定使用次数等。但本次修法仍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对实体事由修正不彻底、未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对发回重审的裁定格式及拘束力未明确等。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之进行改良,可从明确规定法定事由、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加救济程序以及明确发回重审裁定的格式及拘束力等方面加以探索。     

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深入解析《监察法》第33条

《监察法》出台以后,侦查程序和监察程序的分野使得监察调查活动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无法顺利进入到刑事诉讼当中,从而产生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对此,《监察法》第33条第1款明确赋予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不需要刑事侦查机关重新取证。但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于取证程序的规范要求显得过于粗疏,可以尽快转化和吸收刑事审判的程序标准来出台相应的监察证据细则。对于监察证据的排除规则,应当参考《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第33条第3款的宽泛规定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更为严格的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说明——2005年12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说明。     

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于 2 0 0 0年 9月颁布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 7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4 9条作了修改 ,就内容而言 ,该条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从法律适用的等级效力来看 ,该条文却有悖于当前的法律规定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的宪法性思考——以《宪法》第四条之规定为切入

中国历来重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宪法》第四条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纲领性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民族法制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对保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法制保障。然而,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滞后,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将二者置于宪法语境下综合考量,切实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看公检法的刑事司法关系:如何互相制约——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和第五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证明标准"证据充分确实"具体化为三项内容。同时,这一标准同一性地体现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即作为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判断标准。这样的法律安排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公检法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关系的新趋向:从重正向制约到重反向制约,重笼统概括制约到重具体规范制约,重实体制约到重程序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