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快乐理论的一致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12章和第十卷第4章分别对快乐做出了两种不同的界定。围绕这两种不同的界定,部分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理论具有一致性,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尽管关于这两种立场学者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论证,但是他们的解释都存在一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共同原因就在于他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快乐理论的最终旨趣。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对快乐的讨论并不是为了给出一个关于快乐的完整的定义,而是为经验常识中的合理部分进行辩护,从而阐明快乐和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即将快乐在不损害伦理生活的道德性的前提下融入伦理生活之中。     

论“勇”——以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为思想资源

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不仅仅是善恶标准的混乱和模糊不清,更是追寻"自由"的人对自我道德能力的漠视甚至放弃."勇"是现代人鲜谈的德性,而恰恰这一"义理之勇"确证人的道德能力,成就人的道德实践,维护社会正义.以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勇"为思想资源,从而对"勇"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阐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纯粹法学对马克思法律理论的挑战

凯尔森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阐释中做出四个基本判断,即方法论的反规范主义倾向,新版本自然法学说的建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预言、科学名义下的道德批判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既承认现存法律规范的客观存在又主张超越于法律规范本身去思考法律问题,它摆脱自然法的本质先验主义而致力于从物质现实出发实现法的价值,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探讨了没有狭隘性法律存在的社会前景的可能性,在科学分析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了客观事实审视与理想价值追求的有机结合,这是凯尔森纯粹法学欠缺的理论取向,也是建构法学理论应该遵循的逻辑进路。     

试论“艺术的纯粹性”——透视西方现代艺术引起的思想争辩

“艺术的纯粹性”并不是一个到现代才出现的问题,但是它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却在现代突显出来,因为西方现代艺术纷繁复杂的流派引起了思想领域内关于艺术本性的争论。如何透视这种关于艺术纯粹性的争论?我们主张采用一种无原则的批判的方法,通过对各种艺术的纯粹性观的立场批判,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世界之中,从而揭示出艺术的纯粹性问题的现代意义。     

解码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基于类型学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古典政体的类型思维是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源流。运用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工具来重新审视并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具有学理上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本文以矩阵类型学、分类类型学、组态类型学和序列类型学作为适用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矩阵构造、属性分类、组态分析、序列比较等形式化更高的类型学方法来全面解析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试图把握古典政体分类的科学逻辑,实现古典政体类型学与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直接对话。     

论间接正犯的正犯性——以中国立法和司法为视角

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各种学说对于解释间接正犯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存在着不足之处。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必须立足于构成要件，着眼于实行行为，根据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从主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主观上实行犯罪的单独性和实行罪过的独立性；从客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实行行为自然构成的复合性和规范评价的整体性及因果关系自然构成的间接性和规范评价的直接性。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交往为视角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后,＂交往＂就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纽带。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不断地形塑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从而也形塑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但真正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确立得益对它们的张力机制——交往的恰当把握。     

逻辑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评析——从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视角

逻辑科学及其锻造的逻辑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实践的需要也呼唤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素养的培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社会理性化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逻辑理性在公平正义的体制建设和公平正义的信念培养上提供支撑。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现代社会诚信体系,建立诚信体系需要逻辑理性的支持。     

论犯罪人的帮困扶助——以社会支持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在性善或性恶的切入点、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不同与冲突。理论的冲突与融合往往带来实践的思考。以两种理论的冲突看犯罪人帮困扶助,它既是一项预防犯罪的举措,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而构建和谐的＂社会联系＂是其科学发展的基础与着力点。     

洛克建国理论新探——以信托为视角

洛克,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他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等学说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是古典自然法学流派的经典理论,从政治法学的角度来看是一套建国理论。仅从权利优先、分权制衡、民主宪政等角度来研究洛克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思考洛克理论的另一个面向——建国问题。本文以信托为视角,在重新梳理和表述了作为英国大地之法的洛克的建国理论后,笼罩其上的神秘光环和环绕其后的抽象哲学隐退了,散发出英格兰的独特气息。建国理论的构建,也是中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洛克的理论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却启示我们,在建国问题上需要发明既能够接续和传递本土政治特色、又能够与其他文明体的政法理论进行对话和博弈的大地之法。     

论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介入——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股东利益是公司的核心,债权人以其对公司的借贷资金作为特殊出资,与股东共同承担投资风险,是公司中仅次于股东的利益相关者,应对其加强保护。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有其正当性。但债权人对公司的介入只能是适度的,而不是全面的参与。此外债券持有人与银行债权人应有相区别的介入路径。     

“和谐世界”理念中的政治平等协商——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分析

中国领导人阐述的和谐世界主张,包含着政治上平等协商的思想。目前,对该思想的分析大多缺乏相关的学理性论述。德国国际关系学者以哈贝马斯的沟通交往理论为基础,解析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选择、相互交往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政治上平等协商思想的新视角新思路。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     

论哈贝马斯行为交往理论与禅宗行为的有效性考察

哈贝马斯的行为交往理论指明了成功的行为交往必备的几点要素,却将非正规的语言排除在交往行为之外。但禅宗公案中部分牛头不对马嘴的机锋语言行为却能成功地完成交往活动,达到直指人心的目的。在禅者共同的生活背景中,这种语言行为具备交往活动所要求的生活世界的同一性、交往主体的‘互动性’与‘免干扰性’、对交往行动媒介的理解与合作性等行为要素,因而,禅籍公案中的行为及语言是有效合理、符合逻辑的。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再论后现代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

新世纪的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潮伴随诸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相继离世而渐趋平静。然而,在这平静之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依然以其丰富的内涵引起我们不断反思。本文简单梳理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生发展历史,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方式、进步思维特点、理论基石等方面的考察,再次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精神涵义。     

论阿格尔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重建

通过吸收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与阿克曼的政治对话理论的积极因素,阿格尔扩展了哈贝马斯的交往概念,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重建为关于对话的批判理论。关于对话的批判理论,着重强调对话既是质疑与消除剥削性制度安排的根本途径,也是人类自由活动的理想模式。尽管这一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但它也未能走出理想主义的困境。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论多恩诗歌的魔幻性——以身体为载体

本文以身体为载体,从身体的整体性、身体的碎片性和身体的延展性阐述了约翰·多恩诗歌的魔幻性特征,揭示了处在蕴含新科学和新思想的17世纪的多恩呼唤人性解放和婚姻自由。     

论原因自由行为——以行为和因果关系为视角

近年来,以醉酒、吸毒后自陷责任能力缺失或者耗弱之状态而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现象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且目前我国法律不足以解决这种问题.学者们主张引入大陆法系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但通过对现有国外学说进行评价和分析,发现无论哪一种学说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原因自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与责任主义原则之关系,故此提出以概念和分类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