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

晚清大理院是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设立的职掌最高审判的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其收集分散于大理寺、法部、都察院、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宗人府等中央行政衙门中的审判权力,厘定与各行政衙门的权力界限,形塑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权,使司法审判权逐渐从传统行政权力的母体中脱离出来,塑造了近代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基本形态,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立品格,为近代司法独立奠定了权力基础。     

基层司法运作的物质基础——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建筑、办公设施的实证分析

对全国32个先进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可为基层司法之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各先进法庭的建筑内部功能及其办公设施,构成法庭运作的物质基础。其建筑时间,面积等状况各有不同,大都对建筑有很大的投入;建筑的内部功能主要分为审判、办公、生活及附属用房等;法庭的办公设施主要有较为普遍的一般设施,还有普及程度不一、以电脑与网络为核心的高级办公设施。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人民法庭顺应最高人民法院规模化建设要求的体现,也是各人民法庭和所属法院及地方政府等各方面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庭长及基层法院院长的个人能力,也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无关系。不过在这些物质基础背后也隐藏了利用率低、形式主义及负债等问题。     

论晚清以来法律人的崛起——回首浙江法律人

晚清立宪维新,寻求司法改革,一方面鼓励学生出洋游学,而出现有法科留学生;另一方面开设法政学堂,培养法律人才,使旧官绅学习新法,而成法政学堂法科生,一时,社会争相学习法律,法律人因此形成一股社会的新动力。走向共和之后的大理院判决,彰显了法律人在当时立法不足的环境下,以司法造法方式,继续为法制改革作出具体贡献。法律人学有专精,分布在大理院以及其它司法机关。检视时代变化下,法律人在过去的杰出表现,看法律人力量的崛起,以及法律人对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其中尤其以浙江法律人更是头角峥嵘,可为法律人崛起的典型代表。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良与革命——从晚清法律史谈起

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洋务自强是经济体制改良，维新变法与晚清新政是政治体制改良；改良是民族发展之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改良遇到大阻碍才含爆发非常态的苹命，但革命后能迅速转入常态．的民族才是有福的民族，“永远革命”则是民族之大不幸。     

论对辩护律师办公场所或者住宅搜查的程序控制

新刑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引入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式诉讼机制,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加强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的作用,诉讼的对抗性更加激烈。同时,由于《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固有缺陷,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辩护律师被刑事追究的现象,为了证实辩护律师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可能搜查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同时由于高素质、专业化辩护律师的出现,使得辩护方也能掌握更多对控方有利的证据,这也诱发了控方可能通过搜查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以获得该证据。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对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或者住宅进行搜查…     

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司法改革措施效果不理想,其根源在于对司法本质认识的偏差。司法的本质是权威裁判,以此指导司法改革,就应该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带有权力色彩的因素,建立能增进裁判权威的司法新体制,使司法从权力走向权威。为此,作者主张：革新权力司法观,树立权威司法观;将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执行移转给行政机关,让法院专司裁判;确立以法官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新体制,重新考虑地方政法委员会协调公检法工作的合理性;改革对司法的权力监督模式,代之以法官弹劾制     

浅谈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博弈——从"许霆案"谈起

社会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是诉讼程序民主化乃至法律制度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机制,既不至因为司法独立而使诉讼失却民主督察的条件,又不至因为强调舆论监督而使诉讼受到某些不当的干预。     

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分立——晚清司法改革的内在理路

面对近世西域分权思想的传入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冲击,晚清统治集团把革新司法权力运行体制与方式,推进以司法与行政相分立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施行预备立宪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在国权统一的模式下,晚清统治集团推行有限度的司法与行政之分立。然而,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对于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司法权限的界定并不清晰,遂引发了后来影响广泛的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围绕司法权限而展开的激烈争论。这场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独立理念与行政支配司法理念之间的价值冲突。晚清司法改革标志着新的近代型司法制度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与司法文明的历史进步。     

上善若水——从水与司法的联系谈起

水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儒家和道家以水为基础衍生出自身的哲学体系。先哲们提出的"上善若水"、"平之如水"概念,让我们对水与司法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本文立足于水与司法的联系,强调司法工作应借鉴水的特质,目标指向"上善",并从公平、透明、清廉等角度对司法所应汲取的养分进行阐述。     

晚清官员的司法独立观

1 9世纪末 ,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 ,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进一步投入更加愁云密布、风雨飘摇的历史时期。但也正是这无情的现实 ,激励了更多的有识有志之士愈加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更加强烈急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道路。于是有了维新运动 ,有了法律改制。清末民初中国法律改制其实是整个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司法独立只是法律改制过程中所表明的一个方面的思路。虽然当时的法律改制在某种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结果 ,否则也不会有现今中国的法律制度 ;可是这种改制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 ;否则我们也不会在百年之后旧话重提。张从容的文章给我们较为具体系统地描述了一个历史画面 ,它深刻地提示我们 ,早在百年之前我们的前人所探讨的问题 ,至今还没有解决 ,尽管中国这一百年来的确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跨越时代的历史进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 ,而是一个一百多年的老问题。我们必须承认 ,在某些方面中国依然如故地站在历史的起点 ,并没有前进。难道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难道我们真要将这个问题再次留到百年以后吗 ?但无论如何 ,还是必须继续探讨 ,因为这是一个不能不探讨的问题。现今中国如果不能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获得突破 ,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到此为止 ,未     

晚清中央司法机关的近代转型

晚清进行的司法改革首先从中央司法机关法部与大理院的转型开始。中央司法机关既要对自身机构进行改造 ,以适应新的职能的需要 ;也要调整好部院之间的关系 ,以实现司法独立。这一转型过程十分艰难 ,尤其是部院关系的协调颇费周折。通过部院转型这一视角可以透视司法改革的行动者对于改革全局的影响 ,展现中国司法制度近代化的生动侧面。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

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虽被视为法治和人权的捍卫者,却被作为民主的对立面.结果,它在理论上陷入难以自拔的合法性困境,或者说"反多数难题".本文结合法律和政治学者的讨论,考察美国司法审查的现实图景,指出它具有很强的"多数主义"性质.具体表现为,多数司法判决符合当下多数公众的意见,最高法院这一机构和司法审查这一制度获得多数民众的持久认同;不但如此,司法审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公众意见,从而在较长时段与主流意见的变迁保持一致.这种"多数主义"的性质,是由法官自身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和尊重、其他部门和公众对宪法含义的争夺以及法官任命体制等外在制衡,共同促成和保障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与其他机构的竞争合作中动态地表达民意,它受制于民主过程,也塑造民主过程.在此意义上,司法审查是美国民主体制的一部分,具有民主合法性.对于"反多数难题"的讨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司法审查是否符合"民主",而是现有的民主理论是否符合政治现实.     

The Impact of Supreme Court Activity on the Judicial Agenda

When the Supreme Court takes action, it establishes national policy within an issue area. A traditional, legal view holds that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 settle questions of law and thereby close the door on future litigation, reducing the need for future attention to that issue. Alternatively, an emerging interest group perspective suggests the Court, in deciding cases, provides signals that encourage additional attention to particular issues. I examine these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f what happens in the federal courts after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My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generally settle areas of law in terms of overall litigation rates, they also introduce new information that leads to increases in the attention of judges and interest groups to those particular issues.     

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在清末变法的大背景下,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统司法体制弊端重重;同时,其变革的经济条件已趋于成熟,加之收回治外法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导致了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剧烈转型变革。清末司法体制的转型变革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认真总结其成败得失将会给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in Family Court: A Judicial Perspective

This commentary emphasizes the windows of judicial opportunity to proactively manage family law cases, to empower families, and to encourage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ing and settlement.     

清代的司法检验

清代司法检验在宋、元、明三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司法检验的体系和制度进一步完善;二、检验方法虽超不出《洗冤录》以经验为主的范围,但对《洗冤录》确实有不少的订正补充,其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检验实例和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本文结合审判实践详细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各种类型及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并从对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两种认识——“个案既判力说”和“解释义务说”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习惯法说”,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和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型”解释可以构成我国以裁判和司法解释为载体的习惯法,它们的普遍效力来源于习惯法并因具有习惯法的品格而成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基于此,本文主张最高人民法院“立法型”司法解释和值得刊登于公报上的裁判,应尽量以习惯法的构成要求为标准,具备“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正确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