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视野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系国家出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量."一日行窃、终身是喊"的前科终身制度不利于促进行为人的积极再改造.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有必要加以借鉴和应用.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仅有利于激励有前科的行为人积极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对“消灭前科”呼吁的思考

在我国，理论界众多学者强烈呼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实践中也有地方进行了尝试。然而，尽管轻刑化是我国未来刑罚立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当前建立类似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轻刑化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前科并不是刑满释放者再社会化的唯一障碍，前科消灭还会与档案的真实性本质发生冲突。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我国非营利组织法律规制建设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非营利组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关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制尚存在许多不足,严重制约了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改善法律环境,加强其法律规制建设,有利于为非营利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促使其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前科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初探

前科记录封存经过学界、司法实践的重重呼吁,终于在立法中予以落实,给失足未成年人打开了一扇窗。从法的价值、刑罚的目的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方面阐述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解读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前科记录封存的制度设计,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同时对于现行法律规定指出了需要完善的地方。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律监督的功能

法律监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使社会系统朝着稳定有序方向发展的序参量;其功能价值为维护国家法制正确统一实施,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社会系统环境要素对法律监督有重大影响,法律监督应服从和谐社会的需求.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法律评价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那么未成年人犯罪前科还能否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现行的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一律不进行法律评价或无限期进行法律评价两种处置模式都存在较大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层级式的前科评价体系。     

刑法解释论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前科终生相随的体制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其所受的重视一直不够.然而,科学的前科制度关系我国对犯罪分子的改造事业成败大局.基于刑法解释论的视角,从前科制度的历史发展维度等多重视角出发,论证了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应有走向,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刑事制度的完善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系国家出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量。“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的前科终身制度不利于促进行为人的积极再改造。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有必要加以借鉴和应用。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仅有利于激励有前科的行为人积极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浅议前科的限定与消灭

前科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法制度 ,只有在服刑罪犯存在人身危险性时才具备存在的意义 ,单纯以所受刑罚的轻重为适用标准有一定的缺陷 ;前科应与累犯制度区别开来 ,不应具有定罪效应 ,前科的功能在于限制行为人的资格或权利以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 ;前科应该有存在的期间 ,前科消灭的期限要有利于改造行为人 ;我国应该承认前科制度 ,并完善其消灭机制。     

我国应建立青少年前科消除制度

中国现行的青少年前科终身保留制度 ,使有前科之青少年不可避免地终身受歧视 ,这不仅忽略了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 ,而且违背了青少年法的宗旨及有关规定。借鉴西方经验 ,构建中国的青少年前科消除制度 ,不仅可以促使青少年的重新社会化 ,而且可以预防其重新犯罪。     

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研究刑事政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刑事政策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刑事政策无法被直接执行,而只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或制度表现出来,这些配套制度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刑事政策执行的准确性和程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警察权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刑事警察权的配置与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要依法行使权力.实现执法公平正义。在当前刑事犯罪高发期,应赋予公安机关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权力。并提高刑事警察权运行效率。在保证刑事警察权充分、高效的同时,应确保权力配置与运行的法治化以及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发展,犯罪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日益成为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从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运作看,我国尽管赋于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而且对犯罪被害人权利有一定保障,但还不够充分,还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因此,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轻罪刑事政策

我国现行轻罪案件的处理模式存在四大矛盾:逮捕法定条件的严格控制与逮捕适用普遍化的矛盾;起诉裁量权的扩大与相对不起诉功能萎缩的矛盾;轻罪案件迅速审理原则的确立与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受到限制的矛盾;社区矫正处遇的兴起与轻罪案件监禁率偏高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对我国的轻罪刑事政策作适度调整,基本方向为:"轻罪轻处,轻罪轻罚".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社会。和谐社会不能没有法治;法律相对于其他实现社会管理的方式,如道德、宗教等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全面性、程序性等优越性,这就决定了法治是社会管理方式的主导。由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

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和共生共进的社会。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的有力保障,我国现阶段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应将法治作为基本的方针策略。     

社会与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蕴涵着静态的法律规范和通过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而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的双重含义,前者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刑法的某种价值追求。从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将刑法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统一,刑法的价值追求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实现,通过刑法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正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体现。     

和谐社会下监狱行刑的改革与发展——以刑事政策为视角

建设和谐社会,尽量降低重新犯罪率是必要的。在重新犯罪中,财产性的犯罪居于首位,这是因为在监狱行刑中,服刑人员的"监狱化"以及未能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掌握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技能,使得他们在刑满释放以后不能顺利融入社会,一部分人又重新犯罪。因此,有必要从整个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层面,来指导监狱行刑的改革,使犯罪人在行刑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与社会接近,尽量减少其"监狱化"人格,并且能够掌握其复归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     

法律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分析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明确了和谐社会的内容和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容丰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协调配合，其中法律的保障必不可少。民主离不开法律，没有法治保障和制度安排，民主只能是一句空话。公平正义离不开法律，无论是权利的公平或者机会的公平，程序的公正或者结果的公正都需要法治的保障。诚信离不开法律，没有法律强制力作支撑和后盾．社会信用体系无法确立。安定离不开法律，否则，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生活秩序无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离不开法律，没有完善的环保法规和严格的环保执法，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落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