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中的政府权力规范和公民权益保护

在危机状态下，政府需要行使紧急权力来调整特殊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但由于紧急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该权力一旦被滥用或不作为，都将可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种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的规范和控制之下，这样既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危机，又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

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其变迁必将对行政法的研究产生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传统行政法以控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主要关注行政的合法性构建、违法行政的治愈与监督以及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然而,随着近年来非权力行政、预防行政、协作行政等公共行政实务新形态的不断壮大,传统行政法的回应力已捉襟见肘.转型时期需要一种面向公共行政实务、关注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面向、关注行政全流域的新行政法,以弥补传统行政法的不足.     

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管制度缺陷及其克服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管失效的根源在于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缺陷,如市场机制因存在不完全竞争,产权转让结果可能偏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政府管制因缺乏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政府难逃“囚徒困境”;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传统法律制度因不能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导致法律调控不力;等等。这些制度缺陷因具有内生性而不能得到自我修复,因此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制度予以克服。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管法能够通过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调整,确立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防止市场的失衡、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之局限。因此,制定一部专门调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管关系的单行法,是克服现行监管制度缺陷的最佳途径。     

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村居民个人在农村社会保障中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在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应起主导和基础作用,但不能越位或失位,既不能滥用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又不能干预不足。社会法视野下政府应承担法制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大数据时代身份证法律制度建构研究

身份证是政府公权力介入颁发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证明的证件。在大数据时代,身份证的身份识别与身份证明功能越来越强大,与之相伴的权力滥用与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从身份证法律关系的公法属性入手,通过立法明确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保护的范围和方式,限制身份证权力行使,保护身份证权利,建立起既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又能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完善的公民身份证法律制度。     

试论政府对人权的双面效应

政府对人权有正向保障与救济作用;而行政权的异化、滥用又构成对人权的最大侵害。因此政府应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构建平衡的关系以有效地维护和增进人权。     

论行政调查取证行为之合法性控制——兼评上海市闵行区的所谓“钓鱼执法”案件

行政调查取证行为须受职权法定原则与比例原则之拘束。在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过程中,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可以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自由心证规则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与证明效力判断,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杜绝诱导型调查行为的泛滥,我国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证据制度与政府财政制度的相关改革,构建遏制行政调查权力滥用的行政法制度。     

有效政府的法律控制

传统行政权力控制模式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在现代社会“有效政府”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应当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控制。既要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严格的控制,也要激励政府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融合实体与程序的综合控制模式表现为三个方面:法律规定行政主体的职能目标;法律设置行政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运行过程;法律规定行政主体违法的责任及对公民的救济方式。     

从“全能”到“有限”——论当代行政思维现实转换

全能政府的思维模式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z经济的确立和完善需要有限政府.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要求行政理念和方式的现实转换.本文从全能政府思维的现实困境、有限政府的理想状态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等方面,阐述当代行政思维转换的必要性,进而探讨如何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思维的当代转换.     

论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行政手段的转变为研究视角

当前，我国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调节时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行政手段的转变成为必然。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手段转变的路径主要有六个方面：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有限广度与合理深度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相结合；刚性行政与柔性行政相结合；依法行政与行为救济相结合。     

运动式行政执法现象评析

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公共治理行政执法的常用方式。运动式执法存在突破政府行政权力边界、有损政府信用、弱化法律权威、加大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运动式执法现象的产生既有文化根源,也有社会因素、体制因素和机制因素。运动式执法弊大于利,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应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上不断完善行政执法方式。     

走向现代法治政府——略论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的树立

要走向法治政府,就必须牢固树立公务员依法行政观念。在当前,公务员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就必须深刻把握依法行政的本质。依法行政的本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必须全面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职权法定、比例原则、程序公开、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等原则;就必须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强化依法行政的观念。     

论行政正当程序的预防腐败功用

当代行政法体现了正当程序价值理念的行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始终以尊重个人主体尊严和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和侵害为目标。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正当程序适用的核心问题,也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所在。为此,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以正当程序规范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严格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正当程序。     

对我国经济行政执法权力配置的反思

经济行政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适用的一种重要形式,直接关系着经济法的实施。经济行政执法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对经济法的法律适用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利得到应有尊重的宪政问题。中国经济执法机关权力的配置除应当拥有调查权和行政权外,还应当具有行政和解权和行政起诉权。     

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性思考

改革行政体制是加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应将着力点放在减少行政许可和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四项职能上。机构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必须从行政执法、司法两个方面对行政行为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加强司法监督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问题。     

宪政与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增加 ,政府“行政疆域”的扩展 ,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行政国家”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有限政府”的建立 ,离不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而民主与法治正是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的精髓就是限制、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建立“有限政府” ,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政     

论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

公共行政发展所蕴含的民主价值取向是推动政府行政模式从效率至上向社会公平至上和服务至上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西方国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推行政府改革、发挥政府的行政效能和体制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合力、间接维护政治统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研究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政治建设目标,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