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业”凶猛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不,互联网上竟然出现了职业骂手。据消息灵通人士称,专用骂人软件早已面     

既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我们天天骂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到底是谁？记：我记得在2012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莫干山会议上，你一直在提问参会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天天骂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无法骂倒

以漫骂逞英雄，似乎是一种老手段了。拉开嗓门儿骂一通，从祖宗三代一直骂到曾孙重孙，既不要论据，也不要论证，信马由缰，骂到哪里算哪里：文坛么，中国可曾有过文坛？鲁迅？鲁迅是谁？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不过是几块老骨头罢了。茅盾？茅盾有什么作品？《子夜》，...     

求实

近来觉得杂文的写作应该避免以下几种毛病,但我认为是“毛病”的,在别人也许正看作是优点也说不定。首先,我觉得写杂文最好不用典。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该用时还是要用,用得好的也应该佩服。不过有一种很时髦的方法,在我看来则是不足为训的。不论说的是什么问题,一开手就先来引一些古书,而且越古越好,如先秦诸子之类。接下来就随便引一两句唐诗     

人生知己周恩来——记老舍与周总理的友情

我已经87岁。我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位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教我一想起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么一点难忘的回忆,使人能安静地坐在窗前,望着自己一生的旅途,对自己悄悄地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我见到过世上最完美的人。     

龙井何罪?

文章刚开篇,且做一回文抄公。敢担此恶名,自然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深信列位读过我抄来的两则新闻之后,必不致于骂我。     

《佳作丛书》——经过时间老人筛选的好书

常听年轻朋友慨叹:真想读点书,可就不知从哪本着手。 30年代曾有几位大师为青年开列“必读书目”。这种书目,社会科学方面也许比较好开,文艺作品就难了。我一向主张根据个人的“趣味”,从泛读中去选值得精读的书。 把taste这个字译成“趣味”,其实是很不恰当的。这里,我指的是从个人爱好出发的审美能力。     

清心笃行——吴官正同志二三事

市长挨骂 “我活了40多岁，第一次挨这样的骂，不好受，可武汉市的老百姓和来武汉的客人该挨了多少这样的骂哟！一些车站、码头、商店、旅社服务态度差，服务水平低，让群众‘拿钱买气受’，我感到很难过，我这个当市长的该检讨!”     

关怀“艺盲”

当我今天出席为某个国家的元首访沪而举行的盛大宴会时，亲眼目睹了我的同胞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举止行为，尽管它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妨大雅的细节，但我不知怎地却如线在唯，不吐不快，走笔成手。下文字。事情是这样的：按程序安排，在宴会中间有向来访的贵宾赠送中国绘画和书法作品的仪式，由三位衣着亮丽、容貌姣好的礼仪小姐手持一幅山水画和对联走上台来，展示在电视摄家机和照相机镜头前。我发现对联的上下联错了位，连与我同桌的澳大利亚朋友也看出来了，他用两只手换位向礼仪小姐示意，让她们快调整过来；但打了半天手势却毫无效果。…     

陈白尘女儿回忆父母半个世纪的爱情

也许是爸头上的光环过于耀眼了吧，妈被我长时间地忽略了：也许是妈本人的经历过于平凡了吧，我始终不曾探问过有关她的一生。     

我与《民主》杂志是朋友

<正>什么是朋友？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也许是“天涯若比邻”,也许是“相与步于中庭”,也许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也许是《送元二使安西》,到头来总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或是管鲍的贫贱之交。而我与《民主》杂志也是朋友,它虽然无声但能听我诉说,还能通过它体验到更多民进人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历程,认知到更多的事物。     

口下留德

著名诗人余光中与作家李敖曾经是合作伙伴和朋友,后因种种原因分道扬镳,李敖在做电视节目、写文章或其他场合,经常对余光中揶揄讽刺,对此,余光中从不回应.有人间余光中：“李敖天天在不同场合找您的碴儿,您从不回应,何故？”余光中答日：“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     

望乡

正我的家乡最出色的就是枸杞园,"晨斋枸杞一杯羹"(陆游),"还知一勺可延龄"(刘禹锡),正是充满魅力和神奇的枸杞子,使我的家乡成为"中国枸杞之乡"。我对家乡的认识,是在离开它的日子,那时我长期在西安做羊绒生意。也许是时间产生美,也许是距离产生美,总之,离家离得久了,才觉得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倍感亲切。就连平时司空见惯的茨园,在我的记忆之中也变得可爱、亲切、美丽起来,月亮从茨园升起,故乡在茨园的绿叶     

追思汪国真

正今年的4月26日,是汪国真过世一周年。也许我和汪国真是同龄人的缘故,他是我写诗时的启蒙老师。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藏着一点隐私、一点秘密,今天我就把内心埋藏已久的话儿倾诉出来。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汪国真的忠实粉丝,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心中的偶像。虽然我与他并不认识,但当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我都会认真拜读,感悟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价值。他写的很多励志诗我都能背下来,当时我最喜欢的     

躲着走与请进来

山西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有个家属叫张玉娥,见了矿干部就追着骂,前后整整骂了20多年,十几任矿长、党委书记见了她部躲着走,如今她忽然不骂了。这个矿的职工直纳闷,这是啥原因? 原来,是矿党委书记孙辅智把她的“病”治好了。这个追骂矿领导的家属是本矿退休老工人王枝的老伴。“文革”初期,她儿子插队落户到了农村,不幸游泳淹死了。她思子心切,把儿子淹死的责任归罪到     

我的这双手

在我眼里,世间最完美的物体就是一双正常的手,若再是双男人的手而又健壮或是双女性的手而又纤秀,那简直就是精品、绝品了。 1979年1月,我在上海住院。一天,我连夹带捆终于“抓”住笔,划出了歪斜的字后,汗和泪竞相滚落。我用杨万里著名的咏荷诗改了首诗,后两句是:“魂灵仍是无穷碧,肤体却变别样红。”半年前,在单位一场事故中,我全身的94％被严重烧伤。当时,双手皮肤象一对超薄的乳胶手套脱落在我正写字的桌面上。救治时,为提高植皮成活率,不打麻醉药,就把与全身血肉凝结一体的纱布,从头到脚一条条硬撕下来,我痛不欲生。 1979年,我新生儿般地重新学     

在日本遥想宝岛台湾

战前,我在日本统治的台湾彰化商业学校(以下简称“彰商”读书。“彰商”在八卦山上,天气晴朗时,从山上可以看到鹿港。当我和我的同胞无缘无故地被日本人骂为“清奴”(注)时,我就会跑到山上,望着鹿港,想到鹿港的对岸就是中国大陆,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 红龟粿 到日本后,我首先进入航空学校训练,当时日本的粮食已经十分短缺,学校的米饭里混着来自中     

我骄傲，我是奥运火炬手

举祥云，披彩凤，驾长风，我骄傲，我是2008北京奥运火炬手，我是十三亿中的二万分之一。     

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

五、红区人物(二) 朱德抵延安后的第一个早晨,警卫人员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来院子看望我,向我表示欢迎。由于乘大卡车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使我感到困倦无力。我无法决定再搽搽口红——西方文明在我身上的一条命脉——还是把口红彻底擦掉。结果,我既没再搽,也没去擦。我们一一握了手。朱德是“延安的紧握式”,这种握手的方式,后来成为全中国的习俗。这种握法是先用一只手,然后两手紧握,就像朱德一九七二     

地层深处的灯

一提起灯,人们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各式各样的灯:华灯、节日彩灯、霓虹灯、探照灯、台灯、小油灯……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日夜闪烁在地层深处的矿灯。说起矿灯,不免使我想起它的前身:矿工嘴里衔着一根小木棍,木棍上三根细绳吊着一盏铁皮小油灯。它那微弱的光亮,只能照明周围一平方米也许再多一点的空间。辛勤的矿工们就在这狭小的光圈里,背朝顶板,脸贴脚面,手挥铁镐,拉着条筐为资本家、为洋人流汗、卖命。那微弱的光就象矿工的命运一样,在黑乎乎的煤窑里跳动、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