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网络对法律传播的影响——以法律传播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网络的发展为法律传播开辟了广阔新天地。网络时代中的法律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个性化。从主动传播到传受交融互动，从一种声音到多元化视角，网络给法律传播带来了从广度、深度、角度等不同层面的福音，但与此同时，网络本身的弊端也渗透在网络法律传播过程中。以一种实证分析的视角解读，能更全面的阐释网络对法律传播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初步探索出网络媒体在法律传播中的责任问题。     

防范网络谣言及其社会风险的法律思考

网络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对互联网信息安全与信息自由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是各国预防社会风险的新问题.维护互联网信息自由,保障信息安全,需要对网络谣言依法阻止、制裁.正确区分信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注意信息瑕疵、不良信息、危害信息与恶意造谣的法律标准,完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信息发布、信患传播机制,健全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是预防、治理网络谣言及其社会风险的法律保障.     

Web2.0时代网络侵权的责与罚——案例分析:清华教授诉百度贴吧侵权案

在Web2.0时代,网络用户既是网络内容的使用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网络服务商既是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供者,又是营利主体,因此网络侵权的法律规制具有特殊性:信息内容的海量和信息传播的即时互动,使网络服务商在保证正常的信息流通中只能对信息管理履行事后责任;作为非侵权主体的网络服务商,基于权责相当和利益风险相一致的原则,仍需对侵权行为负有连带责任;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网络媒介中广泛的言论自由,法律在规制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时,也应依据其特殊性给予网络服务商特殊的免责权利.     

网络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践路径

创新在网络环境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践路径是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这需要创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平台,培育成熟的网络平台主体,变革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宣传模式为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相结合的方法,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旨精髓、价值规范和实践诉求以具体的行为准则或道德、法律规范之形式融入到各项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成为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条文。创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辐射载体,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信息,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环境。     

军事对外宣传中网络传播的效果分析

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挟其优势的传播资源占据了强势地位。在西方强势媒体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大多是负面的,中国的形象被这些媒体有意无意的扭曲、丑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①。我们要通过网络塑造军队良好的国际形象,除了加强军事对外宣传网站建设外,更重要的是立足于现有的传播资源增强网络传播的宣传效果。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第四媒体",已悄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延伸,其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政治、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当具有公共性、非常规性、冲突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网民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实践着群体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案件审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维度之下的网络谣言类型浅析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正是因为其"引人入胜"的内容,网络传播的"倍增效应"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律学界对谣言的研究兴趣。因网络谣言的治理因规范和自由的界限模糊,分类方法无疑是处理此类情况的极佳策略。网络谣言的内容类型、损害利益类型、动机类型以及主体类型,共同织就了一个网络谣言分类识别的体系。     

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法律问题研究

分析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体育赛事侵权案件可发现,大多数体育赛事相关热点案件都涉及网络盗播行为。其中,网络盗播又包括网络直播盗播和网络点播盗播。对于网络点播盗播,权利人往往可援引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控制,然而,对于目前更为常见、危害更大的网络直播盗播行为,持权转播商却常常面临无据可循的尴尬处境。因此,立法需明确赋予体育赛事组织者和传播者一项实在的积极权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健全体育赛事网络转播权法律保护体系,完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相关内容,为权利人维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自然灾害时期主流媒体应对网络谣言的思考——基于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网络谣言的分析

网络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于现实的虚拟世界,网络传播的实时性、匿名性、互动性,使谣言在网络中的传播具有广泛性、快捷性、难控性、互动性、逼真性等特点,引起的暗示和传染性也更强,在短时间内,谣言就能形成广阔的覆盖面和极大的传播强度,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思考灾难事件中媒体如何应对网络谣言,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网络发展的必然。     

网络警察防控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面临的障碍与对策

网络不良信息产生的负面效应,使大学生群体极容易出现网络行为失范的情形,影响到大学生个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作为维护网络环境安全的政府职能部门,网络警察承担着阻止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打击网络犯罪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其应当成为防控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有效力量.然而,由于网络警察成立的时间不长,存在专业素质不强、网络防控技术不高,加之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故还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进一步优化网络警察的内涵和外在条件,是净化网络环境、防控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的重要保障.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发展,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加强网络立法,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自媒体;加强网络公德伦理教育,全面提升民众网络素养;大力发展多渠道媒介融合,多角度多方式壮大网络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把握信息传播规律,完善舆情应对的运行方式,增强自媒体治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加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自律,严格执行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管理部门公信力。     

网络变化对表达自由的影响

现代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和世界人权条约普遍承认和保护人们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有权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接受信息，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主张、看法、信仰、信念、见解等传播给他人或社会而不受无端、非法干涉、约束或惩罚。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现状与引导对策

随着微博和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的舆论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得到进一步延伸和释放,网络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及特征,即传播媒介逐渐多元化,参与主体走向"草根化",舆论焦点日显敏感化,网民行为偏向"群体极化"。这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即现代虚拟社会的管理意识的显缺失,网络舆论的法律不健全且效力低下,参与网络舆论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缺乏独立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机构。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在于:增强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信息传播秩序;加强媒体正向联动,形成舆论引导合力;注重正面舆论导向,强化主流舆论权威;研判网络舆论性质,着重引导特殊舆论。     

2009-2012年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2003年和2009年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两个分水岭,通过对研究密集的2009-2012年成果回顾,从危机传播理论研究、特定区域的危机传播研究、实证研究、传播新途径研究、历史研究五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进展。     

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网络舆论引导是舆论引导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依法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以进一步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传播学视域下的群众路线工作

信息化时代下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给予现下社会管理新的时代课题。深入探究了信息化所带来的传播新特点,并分析网络传播时代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新要求、新内涵,对于政府传播、维护和发展群众权益,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西方国家能网络监管

1997年8月，德国政府开始实施《信息与通讯服务法》，明确规定了互联网内容提供方、互联网服务提供方和网络搜索服务提供方的法律责任。法律着重限制包含猥亵、色情、恶意言论、谣言、种族丰义的言论，尤其禁止与纳粹相关的思想言论与图片在互联网上传播。     

论网络的负面影响与规范

文中通过揭示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分析和比较网络行为与现实行为的差异,由此从道德防治和法律规范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网络虚拟社会的法律治理问题探讨

网络的快速发展应用,在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导致网络安全及犯罪问题频发。因此,亟需进行顶层法律规制设计,统筹规划网络社会的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在加强和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方面,需要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协作互动,加强传播秩序立法,以整治网络虚假新闻,规范网络新闻传播秩序;在加强网络传播内容立法方面,要注意调整网络社会中涉及公权力网络公法、调整私权利法律关系的网络私法以及针对技术应用标准的网络技术性法律规范;在规范网络传播行为方面,网络立法的过程中要考虑建立起网络主客体"为我而存在"关系的价值联系及其实践基础,推行网络实名制,确立正确的利益引导机制。     

网络传播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网络传播自产生以来,就以其特殊传播手段左右着受众的视听,网络媒体可以说占据了传媒业的半壁江山,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统的大众传媒形式下,我党拥有一套成功引导舆论和调控媒体的方法。然而网络多元化的传播者、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给我党掌控舆论导向带来了新的挑战,能否较好地引导与调控网络传播成为新时期衡量我党执政能力强不强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