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中的两大偏颇

<正> 一是有些人用西方的史学方法论,如新三论、旧三论、计量史学、模糊史学等等来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如用所谓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便编造出中国封建社会有个“超稳定结构”,它不仅使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甚至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封建的马克思主义。用它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使革命变成了一场农民战争,     

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

<正>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议论“史学危机”。起初无非是不满于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陈旧,继而则是为史学受到社会的日益冷落而担忧。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史学贬值”。但是,史学的固有价值是无可磨灭的客观存在,它的生命如同整个人类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世俗的缺乏理解与各种偏见并不足怪,倒是现时某些史学与史学工作者的自我贬值更为令人忧虑。我认为,史学要赢得社会的尊重,首先就必须自我尊重;而尤其值     

试论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是从史学著述到史学理论的中介。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以及史学史),同属史学“本体”的研究。史学理论是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的抽象与升华,是关于史学原理的知识体系。但史学理论并不是直接从史学著述中积淀提炼出来的,它往往需要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中介,在于史学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践的品质,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从实践到认识的过渡性特性,史学著述就史学主体这一角度说是实践的层次,     

史学评论与史学解构

一史学评论与史学理论如果说，史学理论是对史学体系的建构，那么，史学评论就是对史学体系的解构。一破一立，显示了史学结构自身的辩证互动和内在张力。这正是史学有生命力的表现。一方面，史学理论的目的是要历史学“多”点什么，史学评论的目的是要历史学“少”点什么...     

魏源学术思想探微

魏源在学术上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魏源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氏治史以当代史为重点,由“考古”转向“究今”,继“浙东史学派”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触摸历史诠释历史——影像史学在历史记录中的“意义阐述”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影像史学”在史学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应用。“影像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变革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对拓宽传统史学的史料视野，延伸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普及历史学的大众应用，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史学工作者如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影像史学、书写史学、口述史学等治史方式进行整合，将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一门传统的老学科，历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新挑战，“影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一条新出路。     

略论史学的社会价值

史学是一门几乎同文字一样古老的反思学科。但是,这门学科究竟具有何种社会价值,却是一个包括某些专业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所感到困惑的老大难问题。在史学似乎面临“困境”的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史学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所固有的三个基本功能上,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     

关于20世纪末中国史学问题的几点思考

20世纪后 2 0年 ,中国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获得新生 ,并逐步走向繁荣。政治上的思想解放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使史界有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尤其是后 2 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证明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指导的正确性、科学性。 2 0世纪后 2 0年中国史学发展证明 ,在中西史学交流中 ,应恪守“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 ,走“和而不同”的交往发展之路。 2 0世纪后 2 0年中国史学硕果累累 ,但历程艰辛。展望新世纪 ,中国史学依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为指导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弘毅”精神 ,以更加开阔的胸怀 ,更为豁达的气概 ,营建富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史学。     

忽然想到——文化如何繁荣

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衣食住行等属于物质层面，它的“繁荣”或日“昌盛”，有赖于人类物质创造能力；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属于精神层面，它的“繁荣”或日“昌盛”，有赖于人类精神创造能力。物质创造力与精神创造力交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演进。     

史学危机和史学发展之路

在一次朋友间的闲谈中，我曾试探着提问：“史学能不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朋友回答说：“你要建立一个史学教？这是不可能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我当然不是主张史学宗教化，但也可见这一提法难以为人所理解，也不太确切。一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一设想呢？因为在专业史学队伍中，多年来盛传着史学危机的观点。其实，从表面上看，史学空前繁荣。只要到书摊上看一看，与“史学”相关的作品琳琅满目，什么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之类，俯拾即是。而全国各种各样的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史学机构，和不太规范的由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撰写的史学作品，也十…     

传统史学现代化的转捩——论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潮与流派

研究传统史学的现代化,首先有必要回顾传统史学现代化的历史。五四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空前发展,促使传统史学发生急遽嬗变,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因此,重新考察“五四”前后兴起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潮与流派,或许有助于我们总结当代史学变革的现代化历程。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

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科学的眼光，求真的精神”──读《现代西方史学》

“科学的眼光，求真的精神”──读《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博士生孙有忠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繁荣景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西方史学的引进与研究有许多因缺乏“批判性”与“独创性”，而沦为...     

后现代史学语境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文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出发,对后现代史学进行了简要评析,潜介与认识的同时,意在消除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分歧,肯定后现代史学中对历史现实价值的重视。     

"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承

作者从党史学的角度,剖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它与不同的民族文化相联系、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或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传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传脉的继承和发展。     

新时期“反思史学”简论

近10年,是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面、系统、自觉地反思为鲜明特征的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对历史和史学研究的过去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反思.“反思史学”的出现是史学思想新陈代谢的一种反映形式,是历史学的内省运动.“反思史学”是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当然,人们在思考近10年“反思史学”这一历史现象时,很自然地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各种看法也必然会有保守与进步、正确与错误、形而上学与辩     

历史研究:道之体悟

中国的史学有优秀的传统,那便是明道,以及所以行道之大纲。今日史学失去了上述优秀传统。大道隳已久。今日无论哲学还是史学,以及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要务皆为寻此茫茫坠绪并显明之。对于显明道,史学优于哲学。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而,史学家须先体悟道,而后方能将所体悟之道“见之于行事”。于是,史学家不可不知以论道为己任的哲学。由此看来,有必要先提出两个问题:(1)何谓“一个学者”?(2)“我定学科”     

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

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王东成做为一个学文学、讲写作的教书人，我特别喜欢余秋雨的散文，尤其是他的《文化苦旅》。课堂上讲它，与朋友聊它，要学生写它。不过，我并不十分在青少所显彰的作者的“渊博的文学、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也不愿意把它仅...     

为普通人的历史作证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罗马的壮观”,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     

北魏时期“十六国史”撰述的史学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作为儒学附庸的史学,这时彻底摆脱了“附经立说”的束缚,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的学科。加之政府设官修史和私家修史之风的勃兴,使得史籍的形式更为繁多,史书的数量远迈前代。北魏史学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发展起来的。作为北魏创建者的拓跋鲜卑,原是个“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不为文字,刻木纪契”,“世事远近,人相传授”的后进民族。但入主中原后,很快习染汉风,也发展起自己的史学。而其在“十六国史”的撰述上,成就尤为显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透过这些成就,有助于加深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