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重构

明确军地互涉案件管辖的职责分工是解决互涉案件侦查冲突的关键。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首先需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互涉案件的应然范围,再从军事法学的角度考察军地侦查机关冲突的原因,最后总结既存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利弊,提出新的矛盾解决思路和制度设计,服务于军事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管辖制度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传统侦查管辖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刑事司法在横向上发展出“多地共管”“人案关联”的“大侦查管辖”格局,在纵向上建立起侦查管辖决定审判管辖(包括起诉管辖)的“侦查管辖中心”模式。但大侦查管辖格局导致不同地域公安机关的横向管辖冲突,侦查管辖中心模式又引发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考虑到公安机关条块分割的侦查体制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的现实困境,大侦查管辖仍是刑事司法当前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应优化地域管辖与指定管辖制度,减少不同地方公安机关之间的横向管辖冲突;同时,刑事司法需要把“以侦查管辖为中心”调整为“以侦查管辖为导向”,承认侦查管辖的指引功能,但应完善公检法机关的纵向管辖争议协调机制。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的强制询问制度

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性询问和强制性询问,询问证人是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重要取证手段。贪污贿赂案件的侦破往往严重依赖于证人证言,通过强制方式对证人进行询问,有着现实的必要性。我国立法并未授权允许侦查机关强制询问证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事实意义上的强制询问证人。通过合理设置强制询问的前提条件,限制强制询问的强度,规制强制询问的程序等途径,构建适合司法实践的的强制询问制度,并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进行控制。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及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现象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当前查办职务犯罪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翻供翻证,在侦查阶段就要加强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这对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的表现形式、发生环节、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侦查阶段应采取的对策。     

对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制度的反思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质,决定了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中立的特殊意义。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决定了多数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实质上使之成为行政权与行政审判权之间联系的纽带,削弱了法院的抗干扰能力。克服司法地方化,阻断行政权等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审判公正的首要前提,也是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摒弃“原告就被告”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以“选择法院权”和“异地管辖”两种手段来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诉讼公正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     

网络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

网络侵权案件在确定地域管辖时 ,与一般侵权案件相比更为复杂 ,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的全球性 (其实质表现为数字传输的全球性 )等特征与地域管辖的稳定性 (即需要具体到某一特定法院处理案件 )之间的矛盾 ,因此其关键是遵循网络数字传输规则 ,找到网络与具体地域之间的实质性关联。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基础应当包括侵权行为地、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 ,其中以侵权行为地为主。服务器所在地应当仅指ICP服务器 (主机硬盘 )所在地 ,可作为确定侵权行为地的重要参考因素。     

论侦查管辖的相对性及侦查协作的多样化

在犯罪的动态化成为常态的时候,侦查管辖的相对性就凸显出来。这种基于相对性认识的侦查思维应转化为侦查实践中多样化、多层次的侦查协作形式,并将之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实现侦查与防范的有效结合。     

跨地域网络案件的刑事立案管辖问题研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案件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普遍感到立案难,取证难,认定难。特别是跨地域网络案件的犯罪地的确定等刑事管辖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本文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一是揭示跨地域网络犯罪地的管辖冲突问题;二是分析中外跨地域网络犯罪地的管辖标准,完善网络案件的刑事管辖的设计;三是对跨地域网络犯罪地的管辖实施监督。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跨地域网络案件的刑事管辖制度体系。     

论劳动争议案件地域管辖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现行司法实践对劳动争议案件地域管辖的确定,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即提起诉讼方可选择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进行管辖.这种平等管辖选择权的赋予,看似是对诉讼双方权利的平衡设置,体现着法律规定的公平公允,但实质上却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没有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     

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

合理配置职务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必须从我国宪政体制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职务犯罪的特点和侦破职务犯罪所需要的条件.由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有其内在的合理根据,既是我国职务犯罪监督的传统,也是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必然要求.现行立法关于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的划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安、检察管辖中的互涉案件,以及与职务犯罪侦查紧密相关的其他刑事犯罪应当统一由检察机关侦查.     

贪污贿赂犯罪侦防协作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凸显出检察机关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应发挥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优势,从改变侦防脱节的现状入手,构建适应治理贪污贿赂犯罪需要的侦防协作关系。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事实上贪污贿赂犯罪却没有得到遏制,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欠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借鉴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应当建立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性综合立法。其次,在立法中应注意到定量式的罪状建构模式的合理性与先天缺陷,并采用系列立法的方法严密刑事法网。最后,在法定刑的配置模式上,应充分考虑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特质,取消死刑、增加资格刑的选用;同时充分注意法定刑幅度设置的科学性,避免交叉性的规定,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商业贿赂的滋生原因与对策探讨

当前,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其滋生蔓延的原因极其复杂,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市场机制、立法、执法四个方面。为了有效地治理商业贿赂,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反商业贿赂经验,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完善惩治商业贿赂的对策。     

内地和港台地区贪污贿赂举报制度之比较

举报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举报制度。与港台地区相比,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尚存在一些缺陷,如相关规定法律层级不高、规定不够具体,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奖励制度不够完善等。借鉴港台地区对贪污贿赂举报的立法经验,对完善内地的贪污贿赂举报制度有积极意义。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率不断攀升,且大案要案多。导致贪污贿赂犯罪主要有贫富两极分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以及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应拓展思路,在民法中应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的赔偿机制。     

着力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

制度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程序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在反腐倡廉中能发挥规范指引、预见制约和惩罚威慑功能。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核心。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遵循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抓好制度完善、制度教育、制度落实和制度创新这几方面的工作。     

商业贿赂犯罪程序法适用：实践操作的障碍与解决问题的思路

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管辖缺位与越位问题,应当建立商业贿赂犯罪管辖整合与连动机制。以现行信息平台为基础而建立的商业贿赂双向移送机制,不仅包括行政案件向刑事司法程序流转,还包括从刑事司法向行政执法的转化。在商业贿赂犯罪直接证据奇缺的情况下,形成间接证据逻辑链条同样具有强大的证明力。权威的证据规则能够保证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效率,必须强化对证据固定的要求,注重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     

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

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规定还属于起步。文章对《公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法中应补充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罪状和罪名,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中外协议管辖制度之比较

与美、法、德等国的协议管辖制度相比,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协议管辖范围、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等方面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相关制度中的合理成分,完善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协调法院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矛盾,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趋势及预防

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随着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以及我国正式加入WTO而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检察机关作为查处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必须掌握这些职务犯罪的发展动向,积极开展侦查工作,为遏制职务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应尽的职责。该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现阶段我国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这些职务犯罪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