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医药学述略

在南诏大理国的科技史上,医药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南诏建立以后,对外交通空前广泛,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南诏的医药学得以博采众家之长,迅速地发展起来.南诏大理国的医学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它受到了周围各个文化圈医学的影响.既有南诏大理国本地的医学成分,也有从内地传来的中医成分,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医学以及来自波斯的医学成分,甚至和西藏可能也有医药学交流.大体上说,南诏前期受外来影响不大,以本地的医学为主,巫医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时期则从内地传来了一些中医的重要治疗方法,例如脉学、针灸学等,这些治疗手段在南诏大理国取得了重要地位.南诏晚期以后还传来了印度密教医学和波斯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解剖学知识,使南诏大理国的医学受到了强烈影响.     

南诏大理国冶金技术述论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当时全国冶金业的中心之一。其发展状况表现出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武器制作技术十分发达,二是生产制作了大量工艺复杂、体积巨大的金属宗教艺术品。除此之外,在南诏大理国雄踞云南近600年间,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云南的镍白铜已远销中东一带,对中外科技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波斯、印度的黄铜工艺和炼锌技术也传来了云南,极大地丰富了南诏大理国的冶金业内容。本文根据史料记载和笔者的实地调查,对这一问题分类作具体的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南诏、大理国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

南诏、大理国政权对怒江流域的设置与经营 ,既打破了一些民族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促进了西南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藏艺术对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的影响

一、西藏在密教传入云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南诏图传·文字卷》明确指出,天竺、吐蕃、汉地为云南佛教的三大来源。南诏、大理国信仰的佛教被称为阿吒力教(以下简称滇密),是因为从吐蕃行化而来的梵僧宣扬的菩萨被尊称为阿嵯耶观音。滇密的三大主神中,大黑天神由天竺道经缅甸传来,历史较早;作为滇密核心的观音信仰由印度经吐蕃传入大理;毗沙门神祇由伽湿弥罗(克什米尔)和于阗经     

南诏国时期的盐与民族关系

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在云南山地众多、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作用尤显重大。折射到民族关系上,盐的影响虽不引人注目,但实际存在,其作用是基础性的。南诏国时期,食盐的生产与民族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洱海区域的民族崛起与滇西食盐生产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而且盐在南诏国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强烈影响着当时的民族与国家关系。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南诏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元代云南建省的影响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忽必烈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不仅少了传统的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而且把云南视为国家版图的重要部分加以经营,使云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与内地的合一,也为明清的继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的这一历史进步是与南诏、大理国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该地区的局部统一分不开的.     

大理国时期的金质阿嵯耶观音造像

在中国民间信仰最普遍、流传最广泛的佛教菩萨,非观世音菩萨莫属。观世音是梵文Avalokitesvara的意译,是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一起胁侍在阿弥陀佛左右,称为“西方三圣”,同时也是我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唐代,因避讳太宗李世民,略称为观音。根据目前已掌握的有     

大理州博物馆南诏典章 大理风物

走进大理州博物馆,仿佛走进了一座幽雅静谧的园林。建筑布局采用了对称形式。建筑材料和装饰手法基本按白族民间传统工艺未要求,突出了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格。整个建筑群浑然一体,与四周苍松翠柏、绿叶红英交相辉映,本身就是一座庞大的白族建筑艺术景观。     

南诏时期的磨些蛮

汉晋时期的摩沙夷至唐代被记为磨些蛮,其除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至昌明地区,西达金沙江上游两岸广大地域外,还南下至洱海以东的宾居地区,部分被迁到永昌和拓东地区。有关磨些蛮生产生活习俗、经济、文化等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可以看到彼时的磨些蛮既保持着氐羌民族的某些特征,又由于与他族的融合和交流而呈现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磨些蛮与吐蕃及蕃人的关系比之与南诏或唐廷的来说更为密切,加之与同源的白蛮、施蛮、顺蛮、东蛮、松外蛮等错居杂处,使其民族关系具有多元复杂的特征,虽然其内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已朝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云南大学与大理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0月14～18日在云南大理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61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研讨旧学、开拓新知。参会专家学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以及美国、日本、瑞士、英国等国家。大会共收到论文124篇,近百万字。近20年来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大总结与大检阅。在《僰古通纪》的诠释、云南佛教研究、白族形成与发展、南诏学学科建设、南诏大理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其新观点、新资料、新理念异彩纷呈…     

南诏国的习惯法与社会控制研究

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体系应用各种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及相互关系进行指引和调节以实现安宁和协调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习惯法虽有多种解释习惯但可以归纳为社会人群的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已经确定,被人们所公认并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惯法[1](P236)。在     

浅谈大理国地藏寺经幢

<正>到过昆明市博物馆的人,肯定见过一座摆放在展厅入口别具特色的石雕。过去,老百姓叫它"石塔",而更内行的人,则称之为"古幢经帏"。这个镇馆之宝,外界知道的人不多,而对于它独特的宗教功能,更是知之甚少。"古幢经帏"是为何物?"经幢"是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起初是一种由丝帛制成的伞盖状物,下有长杆,顶上有如意宝珠,     

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下)

七、南诏源流纪要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著录此书,嘉靖十一年刊本,德化李氏木犀轩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有藏本。公元一九五六年,王重民自北京抄此书寄云南图书馆,瑜始获读之。书前有嘉靖十一年正月蒋彬《自序》,署“赐进士出身兵备副使湘源蒋彬书于大理分司,”有“原学”、“鹤田”两篆文章。按:万历《云南通志》卷八按察司副使题名:“蒋彬,原学,广西全州人,进士。”不详其事迹。《天一阁书目》著录“《南诏纪要》一本”,不言撰人名,不识即此书否?又不识今存之抄本即出自天一阁否?未见前人纪录,不能详此书流传之经过也。蒋彬《自序》谓:“予至兹地,从郡志寻南诏颠末,而世系支派先后互矛盾,漏误相因仍,反覆之而不得其说也久矣!乘暇乃     

佛教对大理国的影响概论

佛教之于大理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佛教依附于大理统治者，与云南多民族复杂的社会政治体制相结合，形成了政教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并成为大理国统治的精神武器和思想基础；同时，由佛教为主体宗教内容而衍生出来的寺院经济和庙会，则是西南民族经济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佛教与云南固有的丰富的巫教、本主和土主崇拜等原始宗教与文化相融合，成为云南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习俗以及社会生活起到了深远影响。     

纂录南诏大理史事诸书概说(上)

记载南诏、大理史事之史籍,初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西洱河记》等书。后为《焚古通纪》。用白语方言,传抄之本,流传盖多。元、明以来,纂录史事之书,多依据之,又采录汉文史迹,多有增益,虽大体一致,驳杂则甚。历年搜集,所得有十余种。兹分考校,合而录之,以供参阅。惟所知未必全,亦未必尽确矣。盼留心者补之、正之。     

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 阿吒力教是在南诏大理国颇为流行的佛教密宗。 阿吒力教的传播及法术具有诸多特点, 体现为阿吒力梵僧的传教与白蛮大姓的结合, 以及阿吒力教经历文化传播而地方化、 民族化的特质。 南诏大理国时期流行的阿吒力教, 能够融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经历文化涵化而形成地域特色的佛教密宗, 这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     

蒙古与大理国早期关系探析

相当一部分中外史料都有关于忽必烈南征以前蒙古对大理用兵或大理国归附于蒙古的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往往是史实与讹误相杂,含混不清。经过逐一考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与大理国之间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历史联系。在蒙宋战争中,随着蒙古“斡腹攻宋”战略的发展,大理逐渐成为蒙古军事征服的对象。蒙古通过长期的军事接触,为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大理国鎏金镶珠银质金翅鸟

崇圣寺位于云南大理点苍山应乐峰下,建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即公元836年。1872年,崇圣寺为兵祸所毁。寺虽毁,但留存下来三座古塔,即著名的三塔,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1978年,文物工作者维修三塔时,在千寻塔塔顶发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物珍品580多件,尤以大理国时期的文物珍品     

大理国主体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由于有关大理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较多阙如，对其文化发展状况，便多以《元史·赛典赤传》“云南子弟不知书”，《元史·张立道传》“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李京《云南志略》“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等言论作为直接凭记来解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