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正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城市气候变化主场外交、气候城市联盟和碳市场治理这三个层次出发,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多边层次的突破性进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大背景下,城市在这一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城市在气候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承办历次全球气候大会;构建跨国城市气候治理网络对话和共同行动平台,以及培育城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碳市场。城市是试验性全球气候治理的先锋,其政策实践虽然基于地方,却又通过国内和跨国网络传播到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其他部分,从而推动着体系的发展和转型。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北大核心CSSCISSCI

小岛屿国家联盟是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其成员国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结构,该联盟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坚持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近年来随着气候谈判格局发生变化,小岛屿国家联盟与其他国家或集团间的谈判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应充分考虑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其他国家之间谈判关系的重新组合,积极发展与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关系,在气候谈判中赢得主动权,促进气候谈判顺利进行。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规则竞争加剧等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识并激发新的合作动力。以G20杭州峰会为标志,中国已经确立了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正强化内外统筹、机制建设和智力支撑。未来中国要进一步结合自身发展转型的优先领域和节奏步骤,以G20和地区机制建设同步推进为抓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有效。     

全球发展治理: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新态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发展治理已成为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国家领导人、相关部委、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三个层次,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态势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与联合国合作深化拓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双方之间核心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关键能力的互补性。这种一致与互补同时体现在规范与实践层面,成为合作的坚实基础。未来一段时间,在政府及非政府部门层次,均存在提升双方合作绩效的着力点。     

执政党认知、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中国共产党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为例

在各国相互依存更加密切但全球治理能力显著不足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重大议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其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讨论,作为执政党开展内外行动基础的认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尤为如此。本文认为,执政党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执政党对某一社会实践领域认知的形成与转化,在对本国的国家治理产生直接而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通过国家的对外行为在相关领域直接甚至显著地引发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知变迁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影响的案例进行检验,发现执政党的学习过程及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府过程等因素,对执政党认知变迁、执政党认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转化为国家战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的执政党领导本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外交行为,则会引发全球治理机制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变化。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中有进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沉着稳健,运筹得当。这包括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获得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普遍认同,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做出特殊贡献;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妥应对周边变局,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进一步拓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给中国外交提出更高要求。时代已把中国推至潮头,中国正在以特有方式履行大国责任,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分析

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并相对明确地划分了各自的议题领域;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筹措资金,推动它们进行配额改革,并取得一定进展;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尽快结束;正努力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     

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北大核心CSSCI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多元与竞合：气候治理中的大国领导模式变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气候领导力竞争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欧盟已经在新一轮的气候博弈中取得一定先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新政,以巩固或扩大自身的气候领导力。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建设路径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既存在同质化倾向,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双方演化成竞合并存的逻辑关系。当下全球气候治理仍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关键议题,这为中国塑造气候领导力留存了一定空间。一方面,中国国际力量的跃升需要匹配适格的气候领导力身份;另一方面,在当前气候领导多元竞争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力方面的突破与形塑,需选择理念型、制度型和方向型等统筹兼顾的路径。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前景展望

当前,由于各国利益博弈、现实技术水平与成本约束、治理资金短缺与技术转移困难及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力不足等原因,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困难重重。本研究认为,应对当前治理困境,需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进碳汇交易,并构建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关联机制;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对治理必要性、紧迫性的逐步认同与联合一致行动,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新机遇,《巴黎协定》的执行依然值得期待。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浅析20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嬗变

20国集团成立以来,组织运行机制不断完善,议题逐渐调整扩大,地位作用明显提高,业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能实现自身角色定位的嬗变,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各国相互依存加深,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重心的全球治理模式失效.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尤其需要借重发展中大国的力量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只要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转变,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就不可逆转,20国集团就不大可能重回危机前的那种沉寂状态,但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其发展前景也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