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中国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现代化的实现步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     

做事与做官

有两种人。一种人做官是为了做事。一种人做事是为了做官。     

先做人再做官

做人与做官是紧密相联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人品修养,强调“先修身而后求能”,“人可一生不仕,不可一日无德”。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仕途上也许能得势于一时,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和推进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被进步知识分子消化吸收后,在20世纪30年代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广泛领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目的任务、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自觉而深入的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必须采用生动浅显的语言、民族的表现形式、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还在于他们能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进行正确把握和引导,以保证其健康、深入发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述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一批骨干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以此推动中国革命发展。苏联也希望通过对中共干部进行培训来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应对日本的威胁。这一时期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主要有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东方大学合办的短期军事速成班,学员范围涵盖了中共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这一时期的留苏教育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支援了中国革命,同时也存在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国情、师资严重缺乏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形成,推动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现代化的视角审视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且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的透视,将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究其缘由,这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出于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当时的"唯物辩证法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从前;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也被大批翻译出版;第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怀民族命运：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时代使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1927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止国共合作，残酷迫害、杀戮共产党员，在全国实行内战、独裁的极端恐怖统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日益艰难，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被大大激扬起来。     

揭秘延安时期的服装风格

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易下垂接长。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扶贫实践

中国在扶贫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扶贫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正确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扶贫实践蓬勃开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学风的重要性

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是在党的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中西杂糅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由于失业对策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局势的日益恶化,政府无法获得根治失业的两个支撑点即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做官与坐牢

做官与坐牢,两者大相径庭,怎么稀里糊涂把它俩扯到一块呢? 看官莫急,此非在下多事,也非奇思妙想,更非生拉硬扯。大概谁也不想把这两者扯在一块,而谁想把这两者硬扯在一块也是枉然的。这实乃为有的做官者“飞蛾扑火——自栽”进去的。君不见,眼下不是有这长那长,这主任那书记在不同的官位上做着做着官,转眼功夫,哦,就“进去”了。而且有的做官者本身就好象作好了随时“进去”的准备似的,不信吗?请看真人真事:家有1300多万元     

萌动与选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萌动,以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为历史动力,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基础,以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日本侵华和苏联的迅速发展为国际诱因。具体表现为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国民党关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共产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在主客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和走向。其意义和启示在于:现代化的开启有待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而其实行必须有政府的有力推动;现代化的选择务必要一切从国情出发;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     

做人与做官

社会在发展，但人们评判好人好官、人品官品的基本标准没有改变。常说的堂堂正正做人，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正直勇敢，与人为善，有高尚的品德；清清白白为官，就是为官要清政廉洁，勤政为民，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良好的官德。古人云：“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因此，高尚的人品与官德是做人做官的立身之本。     

做官与做人

胡长清临刑前说：“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给你们写字。。无独有偶，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说：“我受贿这么多，官是不能再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作点贡献。”原国家某机关副司长李雄的要求则更有些另类和“浪漫”了：“如果法律允许藏罪立功，比如上前线扫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的前行。”这些主儿昔日哪一个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多少人有求于他们，他们批个条子、打个电话、作个暗示，就能摆平多少平民百姓无法想象的事。如今他们提出这些微不     

做官与做事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个叫朱子勉的广东人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因修建京张铁路而闻名的詹天佑。朱子勉拜见詹天佑时,詹天佑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京市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

北京市大气污染监测与治理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初．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与指示下,采取了消烟除尘、改造锅炉等措施,来治理大气污染。至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在控制煤烟型污染、机动车排气污染、工业废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世纪90年代至今。北京市不断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为保护大气环境进行着不懈地努力。     

做官苦方能换来民众乐

2009年4月,习近平同志视察兰考,在谈及焦裕禄精神时引用了一句古话：“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这句话出自《晏子春秋＆#183;问下》,意思是,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高明的想法,没有比让百姓快乐更宽厚的做法。一个官吏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以此为操守而自誉自赏自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晏婴成为春秋时期杰出政治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