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一种价值维护机制

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价值维护机制。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算法产生了类似法律的规制作用，这种规制作用加深了政府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程度，同时让大型公司和平台成为了事实上的社会性权力。然而，算法自身的规制功能和法律层面的监督无法克服公权力和社会性权力运行中产生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宪法层面的监督。数字时代的宪法监督要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以特定问题调查权和合宪性问题专项报告机制为制度依托，实现宪法监督从针对文本的合宪性审查到全方位监督的转变。     

论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监督主要是指社会对国家和执政党等权力主体行使权力过程的一种制约方式。社会监督,这是一种异体监督,它与权力体系内的监督相比,具有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社会监督的主体是人民,这就决定了社会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监督。在当代社会,社会监督的突出形式之一,是新闻媒体对党政权力机关的监督,即舆论监督。当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要正确对待互联网的性质和作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共产党来说,人民的监督高于党内监督,所以,不能以任何借口用党内监督代替社会监督即人民监督。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论公民社会的权力监督功能

公民社会是反腐败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是政治力量平衡的政治安排、合理机制和合法结构。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的现实性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阶层分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义性表现在实质性特征、形式正义性特征和程序正义性特征三方面。公民社会监督类型可分普遍性监督、制度性监督、自治性监督、结构性监督、功能性监督。加强公民社会监督功能的路径在于实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与权力——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论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前屯社区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各自在社区网络中参与社区权力的分配和效能,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从《决定》看社会公共领域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独特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培育理性社会主体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权力,进而才能激发社会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因此,通过社会公共领域培育理性社会主体和理性社会力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有效机制。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竞赛社会”中的“齿轮人”——资本统治权批判的哲学叙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部分将资本家比喻成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主动轮”,并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因此，资本家的私人消费也就成为对他资本积累的掠夺。这使得资本家必须履行其“主动轮”身份的义务，在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不断轮转，并带动作为“从动轮”的劳动者。马克思“主动轮”的比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竞赛社会”中主体的“齿轮”本质，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机制下，资本实现了全方位的自由，而主体则被迫陷入自由陷阱，失去自由。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空场，即人的主体地位沦陷，全体人成为维持资本机器运转的齿轮。在此意义上，资本权力已然取代了全体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资本权力的控场。     

社会主义执政实践主体际的辩证矛盾和消解路径

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主体,由于并存着党的权力机构与国家权力机构,社会主义执政实践必然生成着党政之间的相互关系,党政之间的关系模式先后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党政权力划分、党政职能履行、党政机构设置及管理效率等方面的辩证矛盾,只有规范和界定执政实践主体际的权力范围、执政职能和相互关系、规范和界定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才能逐步消解党政之间的辩证矛盾,完善现代国家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执政实践的有序发展.     

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的任务非常繁重，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建立社会管理主体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研究这一问题，就必须通过构建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机制模型来认识社会协同机制的真实面目，探究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运作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     

构建资源和公共服务公平分配的利益制度——季燕霞专著《博弈的天平》评介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能力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某些利益方面的差异与矛盾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其他社会领域乃至政治上层建筑,由此诱发并导致了某些不平等现象乃至权力腐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能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博弈规则,确保资源和公共服务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如何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矛盾、有效抑制权力腐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宗族性村落分权秩序与权力模块化治理研究

本研究提出“分权秩序”作为工具性概念,来探讨宗族性村落的权力分配方式及其运作逻辑。为了化解宗族之间的矛盾和维系村落公权力的合法性,村落在分权时每个宗族无论大小都会获得一个公权力名额,村落社会以宗族人数来分配村组干部职务。这种权力分配方式产生自己人管理机制、权力约束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合法化机制,达到了善治秩序。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不利于构建基层协商式民主治理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国家记忆再生产：智能传播场域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具有内在关联，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智能传播作为技术工具，算法价值、数据筛选、符号互动在赋能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等之间的矛盾。智能传播场域需要承载国家象征符号引导记忆询唤、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传承记忆价值、利用精准推送技术对抗记忆遗忘，有效推进国家记忆再生产。     

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及其预防策略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利益分布逐步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由于部分利益分配制度的非合理性，多元化了的个体（局部）利益得不到有效整合，相互捍格，社会失序与放权让利便如影随形，难解难分。由于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所掌握的博弈权势不同，强势群体在自利竞争中占有优势，弱势群体难以与之抗衡，利益分配上的失衡便难以避免。同时，社会中缺乏一套利益超脱的仲裁机制，无法司当地平衡和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强者恒强，弱者匣弱，利益分配失衡积累日甚。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如何规范和监督县委书记权力

近些年来县委书记岗位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县委书记作为我们党执政治国的骨干力量，一头代表执政党形象，一头连接着基层百姓，对县委书记权力的规范和监督需要继续加强。一是要分解书记权力，防止县委书记权力过大。为了分解县委书记的权力，建议参照一些地方的做法，实行不直接分管的权力制衡机制，即书记不直接分管财政、物资、人事和工程，     

和谐社会建构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和谐具有多重内涵，既可以指人际之间的和谐．也可以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体的身心和谐。在这三种和谐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和谐无疑最为关键。在资源稀缺背景下人际之间的利益争夺与冲突是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重要原因，而在人际之间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要求个体保持身心的和谐也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本文从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特点出发，谈谈政府如何通过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能力．     

论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数据理性、赋权治理和隐性规训等特质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权力化引起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二是数字化治理引起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方式等发生变革。智能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在促使社会治理变革的同时,也呈现出社会权力分化、“数字官僚主义”和集体共识困境等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