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等而言的治理方式,“简言之,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不因为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则而朝令夕改,不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忽兴忽废。这是法治与人治最大的区别”。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法治”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之所以高扬法治精神,是因为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撑。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同时它又和企业文化紧密相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及时疏导、排解不良情绪和因素,从而增强团队战斗力、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和提高整体的效益。可以说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一笔无形的资产。正如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建章立制,以身作则。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要想干好各项工作,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它是一切工…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

实行依法行政,以法治取代人治,这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有效途径和建设廉洁、务实、高效政府的基本要求。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传统到现代的理论链接: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与发展的新时期。由于时代主题的转变、社会整顿与个人特质等,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制度管制”的鲜明特征。邓小平社会治理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理论起点和开端,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经验走向科学、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     

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

迄今为止 ,人类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所构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些年来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 ,那就是人类社会治理行为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一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它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治理活动将又一次出现全面的变革 ,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 ,可以称作为“权治” ,即权力的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和法律的互动为基础的 ,所以具有法治的特征。因而 ,人们倾向于把这种社会治理称作为法治 ,即法律的治理。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权力、法律和道德有机协调的基础上的 ,是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公安机关法治思维的培养

法治思维是一种与人治思维相对立的、以法治视阈认识事物、处理事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其本质在于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特征的法的精神。当前强调公安机关法治思维的培养,既体现了依法治国方略更为具体直接的指导意义,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实践中调整思路积极寻求路径培养。     

浅析法治理论的历史进程

一、法治的学理沿革。所谓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政,管理社会。法治与人治是古往今来的法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深化。远在希腊不少思想家都开始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法学专著《法律篇》中改变人治的主张,重点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官吏必须服从法律,认为统治者应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而且法律要其权威至高无上,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论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途径

根据我国国情，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具体途径应从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依法治村开始，进而在各级政权机关和社会各行各业中开展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这是一条由村及乡、再到县、市、省的逐步扩大民主实行法治的渐进道路。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应首先规范党组织的领导活动，充分发挥好各级政权机关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领导干部要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此外要努力培养全民的法治意识，为实行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人治、法治和仁治的关系——基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人治、法治和仁治是三个重要而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在形式上,它们都属于思想核心的"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外化,但是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治与法治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人治寓于法治之中;另一方面,人治、法治都只是实现大同社会的仁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仁治是法治和人治的最终归宿。     

浅议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问题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宪法,使我党的治国方略得到根本大法的认可和保障.但是近两年仍有不少人对法治概念不清楚,主张人治和法治相结合.对此,本文在论述实行依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由之路的同时对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途径也进行了探讨.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与建设法治社会的关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社会治理规则不统一,二是缺乏规则意识,三是崇尚行政思维、权力思维,缺乏法治思维,四是缺乏契约精神。在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基础上提升法治社会的建设空间:一是培养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摒弃"官本位"思想和人治思想,二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三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四是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的思考

法治思维是执政者治理现代社会的基本思维,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既是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还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当前,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存在着法治理念不足、法治思维能力不强、法治文化缺失,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监督规范形同虚设、违法利益使然。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要形成科学的法治思维理念,提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考核依法履职水平,改善法治环境,强化监督指导,规范治理行为。     

检察监督视野下的公安机关刑事专项行动——以C市2012—2014年典型专项行动为例

公安机关刑事专项行动是一种具有人治色彩的打击犯罪模式,是公安机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转型社会复杂环境下作出的无奈、经济的选择。调查发现,公安机关的专项行动存在以下问题:案件数量陡增但办案质量下降;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治理流于形式效果欠佳等。所以,检察机关应当保持监督者理性,对公安机关专项行动建立监督机制,探索实行全程监督,将公安机关专项行动纳入法治轨道。     

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社会治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本适应。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建设,依法推进社会治理面临许多问题和不足,社会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培育公民树立法治信仰,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规范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上升为规章制度;着眼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以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探索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机制,构建城乡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中央领导集体社会治理的法律梳理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领导人的思维习惯也会随之渐渐演变。党的领导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影响和推动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领导人的社会治理的侧重点不同,考察其历史轨迹,党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运动式、法治式和沟通式的推进形态,从直接依照政策到依靠法律的过渡,由人治体制向法治体制的转变,党的领导人是由传统威权型领导人向现代法理型领导人转变,而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则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反映了一个革命性政党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