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二:徐景贤

徐景贤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是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干部,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戈一击,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从此受到“四人帮“信任。当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之后,把他们的老窝——上海,交给了徐景贤掌管。曾几何时,“四人帮“被粉碎,徐景贤也因参与“四人帮“的一些阴谋活动而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刑。徐景贤何以从受到信任和培养的干部而成为人民的罪人呢?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早年的“革命”生涯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     

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

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     

“文革”中“三大干将”人生结局各不同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E、关、戚”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道歉风”起：“文革”忏悔有无必要？

2013年6月中旬，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也许刘伯勤本人没有想到，一场迟到的“文革”“道歉风”延续不断。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

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唐洲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而“文革”初期站在第一线的高级...     

“文革”风暴中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中，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纷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含冤离世。而那些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原国民党友人，更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同样受到了林彪集团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些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友人在“文革”的风暴中，命运多舛。     

谢晋元和他的壮士们命归何处

核心提示：抗战胜利后．孤军幸存者从各地陆续返回上海。总计100余人。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亲自为这些孤军壮士安排工作。他们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动荡中都受到了冲击，有一些人遭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余下的人都在政府的照顾和善待中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理性的迷失:红卫兵的行为和心态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红卫兵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他们是“文革”的先锋,并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领导作用。他们的命运更是同“文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深深地打下了“文革”年代的烙印。这是一个迷失了理性的群体。     

赵燕侠为何不穿江青送的毛衣

提到赵燕侠，人们就会想到“毛衣事什”。“文革”中有人说江青送她毛衣，她竟然不穿，甚至摔存一边，嫌脏，真是罪大恶极，因此全同共讨之。“文革”后，人们说她不穿江青送的毛衣，不愧反江青的先锋。     

评“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作为一种运动，在“文革”前已有过两次。其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其二发生于60年代中期。它们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既存在着某种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即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左”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力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的努力。客观地探讨这两次教育革命的起因、内容、效果及其与“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联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本文的立意所在。“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其指导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该方针是根据毛泽东在1958年春某些讲话中提出的…     

萧克上将生前披露第一次反“围剿”的细节

开国上将萧克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垦殖场劳动。1970年秋，我受命收集永丰县党史口述资料，冲破“文革专案组”的刁难，来到“五七干校”敬访萧克部长。后来，萧克回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2年冬．我赴京第二次登门拜访，聆听萧老热情侃谈。两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历历在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恢复与发展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组织构架。在党内组织系统中，中央领导机构犹如人的大脑，关系到党组织的生命。在十年“文革”中，一些中央领导机构被取代，甚至被废止。“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恢复与发展被提上了日程，成为党中央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人民日报社被“夺权”的前夜

1966年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拼将一死，与已经来临的“文革”抗争。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社悄悄传开后，人们都极为震惊。但是，邓拓之死没有使“文革”恶浪有丝毫收敛，这个“潘多拉盒子”已经被打开了。     

不该被遗忘的群体——“文革”中的农民受害者

沉默的农民“反革命” 徐星今年57岁，在年轻人的眼里，他大概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愤青”。但事实上，徐星曾是著名作家。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