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

近些年,比例原则发展成为一项颇受学界欢迎的法学教义,呈现出地域普遍化、领域普遍化,甚至"席卷全球"的态势.在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这恰与宪法的内在价值相契合,故比例原则应升格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比例原则完美地阐释了中国所讲的中庸之道,是一种理性的、不极端的行为准则.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改革方向

自1948年韩国第一部《国会议员选举法》颁布以来,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目前采用“混合多数代表制”。由于该制度存在当选者代表性不足、两大政党垄断政局、“死票”产生过多、比例代表议席比重过低等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韩国各界对此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混合比例代表制”,但相关方围绕如何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争执不休,致使改革方案无法在国会通过。虽然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仍面临重重困难。     

应急状态下给付行政的困境与突破

应急状态下的给付行政不仅能够及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能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但给付行政的正当性评价极易因应急状态而被忽视。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基于给付行政的标准不统一,程序保障不完备等原因。因此,需要从法律依据、裁量标准及程序等方面着力加强对应急给付行政的法律保障,从而将应急状态下的行政给付行为也纳入依法行政的范围内,使民众能够从政府给付行政中获得更多认同感。     

国家状态、时机认知与社会运动的应对策略

本文运用求同法和求异法,通过对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五月风暴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来探讨国家应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因素。宪章运动有三次高潮,其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英国当局对第三次运动高潮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和法国五月风暴这两场社会运动虽然本身的特征及发生的背景不同,但却都被当局严厉镇压。经过分析发现,社会运动发生的时机以及国家对这种时机的认知,是决定国家是否严厉镇压社会运动的关键因素,当社会运动发生时,如果国家认为自己处于受到威胁的敏感状态,则国家会选择毫不犹豫地严厉镇压社会运动。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的实体法困境与应对

随着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给予涉案企业司法红利背后的实体法支撑不足的缺陷逐步凸显。我国单位犯罪存在单位意志认定不清晰、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入罪标准不统一及同罪不同罚的问题,导致现有单位犯罪体系无法对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起到正向激励效果;“放过企业”的同时亦“放过企业家”与刑事合规理念相悖,且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嫌;自首制度作为我国法定量刑情节,未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被合理运用。为解决上述困境,则需在实体法中探寻现有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正当依据。运用组织体责任模式切割单位意志和自然人意志后,有效的事前合规可视为企业的违法阻却事由,从主观层面对企业予以出罪;有效性不足的事前合规亦可视为企业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的量刑激励机制。事后合规可视为企业的预防激励机制,其中需关注企业是否具有自我披露行为、是否自愿提交合规计划并进行合规整改、是否自发修复法益,综合考量预防刑的裁量。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企业都可称之为“组织体”,对于我国众多小微民营企业而言,保护民营企业家即等同于保护民营企业,故在必要时,亦需对企业家予以量刑上的优待。     

“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

本文将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概念应用到中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型与《尚书.禹贡》描述的"服国"模型、"朝贡体系"模型以及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和本质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国家形式"服国"的特点及其与"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国家形式以及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验"。作者的分析表明,基于"伦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验可能暗示着一种比现代国际秩序更高、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国际秩序原则。     

“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维度与“心理-社会均衡”(PSH)的动力学关系——对许氏理论的若干阐释和补充

本文对许烺光提出的PSH原理和"基本人际状态"进行了若干补充和完善。在阐述"基本人际状态"的两大类型时提出了与"个人"相对应的"团人"概念,并进而区分了基本人际状态的认知、情感、交换和集团四个维度,分析了基本人际状态均衡的动力学关系,指出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自恰的统合系统和自均衡系统。经过补充和完善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暗示了从这一角度研究问题的分析空间所在,并为较精确地分析PSH的动态均衡机制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